林柏楠 || 遥远的昨天~~清华五年和学前往事

清华77级校友高考回忆

专辑二文章(六)

遥远的昨天

（清华五年和学前往事）

作者：林柏楠

第一部分入学之前

○ 背景

我是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那年的年底小学毕业，林彪出逃那年的春天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吉林省不断搞教改，一会儿搞春季始业，一会儿秋季始业。我在这反复更改中，上了四年半的中学（不分初中高中）就毕业了。

1972年，由于有个“小回潮”，初中阶段还像样地上了点课。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后，教育又进入低潮。后来再有黄帅的事件和接下来的反师道尊严，后几年基本没学什么东西。“高中”的化学就学化肥农药，物理学农村照明电路和有线广播。就是这一年半的“高中”，学校还安排了一个学期的“实践”。实践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和几个同学被安排在我母亲所在的吉林省农业学校“实习”农业机械。秋天开“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拉五铧犁翻地（两个学生轮流开车和掌犁）。冬天在机库里拆卸清洗柴油机，到铁匠铺学打马掌。

上中学时，没有对前途的憧憬和构想。所有的人都要插队，这是不可抗拒的安排，也就是“命”。

1974年，学校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是毛主席写给福建的一位知青家长的一封信。当时一个叫李庆霖的人写信给毛主席诉苦，说两个孩子在乡下当知青生活很苦。毛主席的回信的内容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从1974年起，知青下乡不再由中学跟农村对口安排，而是改为由学生家长的单位与农村的公社对口。单位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派干部与公社、生产队联系，建知青点（吉林叫“集体户”），并且要安排好知青的生活。知青在农村的第一年，每人每月发给10元补贴（吉林市如此）。

就在这个背景下，我于1975年7月中学毕业，7月10日被敲锣打鼓欢送到农村当知识青年。那年我17岁。

○ 知青点

我插队的地点是吉林市郊区九站公社下洼子大队第三生产队。这个地方在吉林市的正北偏西的方向，南边距离吉林市城区13公里，北边三公里处是二台子军用机场。一条西南东北方向的小河和一条东南西北方向的干道公路把村子和农田分成了四份。

九站公社大部地处平原，小部分山坡地。下洼子在平原上。我们插队那年这个大队是大田队，主要产水稻和玉米。插队第二年，这个大队改为菜田队。

这个大队一共有三个生产队。一队二队实际上是一个大村子，在三队的北面。在我们下来之前，一队和二队都已经有了集体户。三队是第一次接收知识青年。三队经营得相对好，1974年结算十个工分值六毛钱。

我这个集体户一共有十一名男生和十名女生，全部是我母亲单位的子弟。这二十一人里，有十九人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十一年同学，相互之间非常熟。我们这些知青的父母的单位是吉林省农业学校。这个学校也位于九站地界内。我们插队的地点离家非常近，只有4公里左右。

我由于在中学当班级团支部书记，是这二十一人里“最有正事儿”的人。所以，家长单位决定让我当集体户的户长，一位女生当女户长。我们当时有一个户口本来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后来结婚成家，是第二次在户口本的“户主”栏上写自己的名字。

一队和二队的集体户的户长写过“扎根农村六十年”的决心书，并为此入了党。我下乡的时候，有人问我是不是也来一份。我没写。

百度地图截图。松花江和吉长铁路还有新修的高速公路交汇处就是九站。沿铁路向西北是双吉车站。该站在向西北方向就是下洼子。

○ 接受再教育

农村的那段生活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没有什么可写的亮点。

下乡后的第一次集体劳动是给自己翻土豆。

队里给我们留了一大块自留地, 在公路边的岗子上。在我们来之前, 队里已经给种好了土豆，而七月中旬正是起土豆的时间。我们从队部拿来了犁杖, 不会使牲口, 就几个男生在前面拉, 一个人在后面扶犁, 干得兴高采烈。

那天是7月15号,是吉林市知识青年大批下乡的日子（我们实际上早下了五天）。我们在岗子上看到一辆辆打着红旗的解放牌向北开去, 上面站满了朝气蓬勃的同龄人。每辆车路过我们的岗子时, 车上的新知青们都向我们挥手并热烈欢呼。他们能看出来我们是 “老”知青。我们也向他们挥手欢呼，就像是在战壕里的士兵看到援兵来了那样感到亲切和兴奋。那场面想起来至今仍然让我激动不已。都是热血青年哈。想必当年老知青去各地兵团时也是这样的场面, 也是这样的感觉，也许比这更热烈。

上山下乡对整个国家来讲可能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浪费，对当事的一代人来讲可能意味着酸甜苦辣，是很多人永生难忘的“蹉跎岁月”。但是在迈步走进农村的那一刻，身在其中的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心里体会的是光荣。

我们这二十一个人个个身强体壮，而且本来都是干农活的好手。我们的父母单位吉林省农业学校有一百几十垧地。我们从上小学时起就经常干农活。对我们来讲，干农活不属于再教育的范畴。其实，我们到队里后第一次下地，“打头的”就夸我们来着。农村青年干活一般都是出工不出力。当时的说法是：“包工干，日工磨，自留地里出好活”。知识青年不像农村青年那样滑头，比较卖劲儿。所以看上去知青比多数农村青年干得又快又好。我们这二十一个知青，下地没几天就都被评为一等劳力，干日工的话，每天挣十八个工分。

按照当时的“潜规则”，集体户的户长自然进生产队的“班子”。我一到生产队，就得了个副队长的头衔。领导班子开会让我分管政治学习，首要任务当然是评水浒，后来是批邓。

生产队队长姓冯。他经常叫我去他家，商量大小事情。吉林当地有个习惯，就是用烟招待来戚（念三声，指客人），一般是用笸箩装上自家种的旱烟，客人用纸卷“大炮”抽。但是，为了招待我，队长买一毛五一盒的香烟给我抽。我本来不抽烟，但插队没几天，烟就学会了。这队长大概花了三毛钱就完成了对我的一期培训。对我来讲，抽烟是再教育的第一课。

我没几个礼拜就有了烟瘾，而且很快就开始拿旱烟卷大炮了。当时队里有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她种的旱烟全村最冲。一般水平的人抽她的烟，一小口就会被噎得咽不下去。我们这帮人，不用半年，就都成了老太太家的常客。

对我们来说，至少对男生来说，地里的活并不算重。除了春秋几气儿农忙要起大早贪大黑以外，多数时间没有腰酸腿疼起不来的痛苦。相反，插队后吃得的饱、睡得香，两个月下来，所有的人都满脸红光（黑光），身体非常好。

第一年干大田时，秋天收割谷子是苦活。谷子长得高，谷穗又重，女工干不了。割水稻非常累腰，往往女工比男工干得多，工分拿得多（包工）。初冬打场也是苦活。第二年改菜田后，女工相对辛苦。男工相对轻松的活多一点。

我那年只要下地，干的都是没法耍滑头的累活, 一年下来基本是扁担不离肩。春天水稻插秧，我挑秧。然后菜苗栽秧，我从河里挑水。春天忙完了，公社要组织修水利和修公路，我是壮工兼半个带队的。所有土方都是挑出来的，具体工艺是两人用扁担抬一个大筐。冬天出民工挖草炭，我又是壮工兼半个带队的。活还是用肩挑。

夏天在工地上，很少有人穿上衣或用垫肩，就是光着膀子干，直接在肩上“抽扁担”。我也跟社员一样光膀子，浑身晒得黝黑发亮，看上去跟生产队刚从内蒙买来的几匹马差不多。这一年下来，我在右肩上磨出了一个鸭蛋大的又厚又硬的老茧。这个老茧一直到1979年上学二年级时还在。我一直为这个老茧而感到光荣。我想我这个再教育过程应该是合格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是满意的。

插队的这三年，除了跟农民一样劳动外，还跟农民一样喝酒，不醉不罢休。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当真很能喝。除了喝酒，还跟农民学一套一套的黄得没法听的“嗑”，不黄透了不罢休。除此之外，还有“干啥吃啥”。下黄瓜吃黄瓜，下茄子吃茄子，下萝卜吃萝卜。都是绿色食品，用衣襟擦擦就算干净了。

三年下来（一共三十二个月），我觉得我很“农民”，样样事情都有农民的痕迹。凡有农民情趣的东西我大都喜欢，例如后来张艺谋早期电影里的很多东西。直到现在，我老婆还说我其实“就是个农民”。

是农民挺好。我本来就是这样，改不了。穿多少层西服也掩盖不了。

跟农民打成一片是再教育的主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在农村生活的这三年还是我观察和了解社会的一个良好机会。

我所在的村子人数不多，但地不少。村子里有五个富农分子。三队的地解放前都是人家的。这五个富农分子里，有一个姓姜，人称姜老八（旧时称姜八爷），曾经在伪满时期当过保长。村子里有人在满铁当过职员，有人当过胡子（土匪），有人当过盗墓贼，有朝鲜战场下来的伤兵，有四野进关时已经当上师部文书但由于想家而开小差的逃兵，有随四野打到湖南给区长不当而选择拿几石谷子回家娶老婆过日子的解放军排长。还见过解放战争已经是副营长，但因为“好长头发”（喜好的“好”，长短的“长”）几次受处分。还有六十年代下乡劳动爱上农村青年而扎根农村的老老知青。还有困难时期被动员下乡后再也没给安排返城的老实巴交的前工厂职员，等等。年轻社员也是形形色色。

吉林人爱讲话，都是按到水缸里还要冒泡那种。跟农民的“结合”使我得以有机会听他们讲各种故事，包括“白净脸皮”的小鬼子，见酒不要命的苏联红军，说话和气拿东西给钱的国军，和说话不讲理拿东西只给白条的八路，等等。

当地农民说那条由西南向东北穿过村子的小河（叫陈屯河）是一个非常凶险的地方。当年国共双方争夺吉林市北的地盘，曾经在这条河的两岸对垒。国军这边是六十军，也就是后来在困长春时起义的曾泽生部。国军六十军的一个师长就曾经战死在河南岸的公路上。附近的一个制糖厂的两派竟然在这个河边发生冲突。两岸的村民惊骇地看见武斗的一方用长矛将对方一个人刺死。

老辈子农民讲的国军的故事是颠覆性的，跟当时从书上和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欺压百姓的旧军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据他们讲，曾泽生的部队风纪很好，对老百姓是秋毫无犯。执行战斗任务时住老乡家，人家的士兵跟老乡处得像亲兄弟、亲父子一样，从来都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必还，拿东西给钱，整个就是老百姓的子弟兵的形象，听起来比七十年代的解放军一点儿也不差。

老辈子农民讲的旧社会当长工的故事也是颠覆性的。按照当时中学生的判断标准，农民的思想都很落后。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当年扛长活（长工）的贫雇农讲当年东家对他们非常好。长工们在地里干活，东家给往地头送粘豆包和猪肉炖粉条。这些贫雇农说，正因为如此，他们当年把给东家锄地的活计笑称为“满地找粘豆包”。他们每每讲到这里就会愤懑地抱怨说，“现在你上哪儿找粘豆包去”！

跟农民的交流，让我第一次发现那些真正的贫雇农竟然一致夸赞那些被管制的富农分子，说这些人当年都是让他们敬佩的样样都拿的起来的“好把式”。听村儿里的老辈子农民说，这边的地主富农当年都不是文学作品里写的周扒皮那样的手拿水烟袋，躺炕上养尊处优，天不亮就捅鸡窝，赶长工下地干活那样的坏人。人家都是干活的把式。村儿里有一个被管制的分子叫姜玉谓，一米八左右的个子。我插队时他大概六十多了，身体仍然很硬朗。给姜玉谓干过活的老辈子农民说，人家姜玉谓天不亮带着长工下地干活。不管是锄地还是收割庄稼，人家姜玉谓都干在最前面。人家是地道的庄稼把式，体力又好，长工们都干不过他。干到地头，人家东家管旱烟抽。到了吃饭点儿，人家给送饭到地头。到了年底，人家还给发几石谷子当工钱。跟这样的把式干活，长工们个个心服口服。不仅如此，人家还是驾车、使牲口的好手，是个很棒的车把式。算账、做生意，人家也都精通。总之，样样都让贫雇农服气。在贫雇农看来这样的人盖大瓦房，置几套马车都是人家有本事。据说那时搞忆苦思甜，工作队的干部让一个扛长活的雇农发言，说：“李祥，你给讲讲，当年姜玉谓是咋剥削你的！”。这个李祥嚷道：“他剥削我了？我TM还剥削他来着！那年头人家姜玉谓一年给我好几石谷子。现在才给多少！”。这个农民太落后。后来再也没有人启发他控诉旧社会了。

插队期间与被管制的分子的接触和观察也让我深刻地感到他们对现行制度的敌视。

这些大概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想到的知识青年们所受到的再教育的真实内容。

跟农民的“结合”使我得以知道所有这些人的所爱、所恨、所想，知道了农村的现状。这些也都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 高考

东北信息闭塞，不像北京那样总有小道消息。然而，粉碎“那些人”后，人们还是猜测会发生一些变革。1976年底，我在集体户里号召所有知青多利用空余时间看书学习，停止无聊的打牌耍钱类消遣。集体户里有不少知青听了我的建议，开始看书。不想看书的知青也很少张罗无聊消遣。集体户里的知青不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树读书的风气相对容易。当时周围其它集体户的知青基本还在继续消遣，想看书的人得偷着看。

1977年，我们还是正常地接受再教育，没有人缺勤。我们离家很近，但很少有人随便回家看看。安心在村里劳动、接受再教育一直是招工升学的考核因素。没人愿意因为闲着没事儿回家耽误招工的大事儿。过了夏天，很多知青都开始抓紧复习。生产队里的人知道我们都想飞走，对出工也是能关照就关照。恢复高考的通知下来后不久，我母亲的单位开始办高考补习班，所有的知青就都撤回去了。集体户空了。

高考的考场就在我当年就读的中学，离家不远。开考那天，多年不见的同学都来了，好不热闹。现在已经记不得考卷的内容，只记得四张卷子按我自己的标准都答得不算太差。

我所念的中学就在九站当地。这个学校在吉林市根本排不上号（当时也不排号）。在这个学校，我属于学习好的学生。换一句话说，我在入学清华以前，没有见过功课比我好的人。我当时就是一个坐井之蛙。不过，无知者无畏。这胆子也帮了我的忙。我当时心气儿很高，对高考取得好成绩有一种盲目的自信。高考招生简章下来后，我第一志愿选的是清华。

高考结束后，我们又回到生产队，继续劳动。那是我最后一次打场、吃新阀出来的大米。场打完了后，所有人都回家了。

撤回之前，大队派了4名招工指标给我们集体户（两名男生、两名女生）。我在集体户里主持召开了集体户全体知青会议，通过评议确定推荐人选。我们没有按要求挨个评议劳动表现。我建议优先照顾年龄偏大的同学，兼顾劳动表现。后来大家一致同意我建议的两名男生两名女生。我自己放弃招工机会。推荐结果上报大队后，大队书记非常高兴。他说，三户这次通过协商评议顺利推荐人选让他没想到。我们这个集体户是远近几个大队唯一的没有为招工打架的集体户。

1978年的春节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是春节过后2月16日下午队里派一个大婶走了几里路给我送来的。这个通知书是农业学校院儿里的考生收到的第一个录取通知。通知书给整个学校带来了惊喜。很多同学和熟人都来祝贺。

接下来是起粮食关系，团关系和户口。这需要从大队开始，再到公社、郊区、市里。在大队部门口的公路上，我遇到了二队集体户的女户长。她是大队党支委。她对我很热情，说了不少好话。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迷茫和失落。如果继续执行原来的推荐上大学的制度，上大学的机会也许应该是她的。

记得最后到团市委办团关系那天的前一天刚下一场挺大的雪，而且当天上午还在下。我先去郊区团委，下午到团市委。进院子的时候，看到不少人在有说有笑地扫雪。我进了办公室，里面没有人，只好坐下来等。过了好一会儿，扫雪的年轻男女们都有说有笑地进了屋。在恢复高考之前, 在团市委坐办公室的年轻干部们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天之轿子。

他们在知道我是来办组织关系的被录取的清华新生时都很兴奋。他们先问我是哪儿的（干什么的）。我的回答很简单: “九站下洼子三队知青，下乡三年”。后来又问我爹妈是干什么的。后来他们突然都不说话了，笑声也没了。

我办完手续就离开了。想必他们在我离开后又继续沉默了许久。

1977、1978年两次考试，我们集体户一共有五男两女上了学。这在周围的集体户里算比例高的。

下乡三年，我们没有改天换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印记。我本人和我这个集体户的所有知识青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集体户的知青没有人干任何鱼肉乡里的坏事，也没有人在那里扎根。村里的人对我们都很好，但感情也没有深到如何的程度。不过，这三年的经历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永远不会消退的印记。

旧物：挂号信信封

照片 1978年2月集体户全体男生合影 前排左起：马强、本人、王伟勤 第二排左起：王征、许明福、关宏山、朱家天 第三排左起：后农生、栾兆生、庞秉吉

第二部分入学第一年

○上路

学校的入学通知上要求新生在3月3日到3月5日之内报到。我买了3月2日的车票。这样就可以第一天报到。

3月初的吉林市还是很冷的。我下身穿了一条棉裤，里面还有一条绒裤。上身穿的是一件“二棉袄”，里边穿了毛背心和绒衣。不这样就不足以抵挡吉林的寒冷。“二棉袄”是那时吉林最常见的一种有毛领的短大衣。知识青年穿“二棉袄”的人很多。

那天我坐的这半截车厢有很多到关里上学报到的学生。吉林人爱聊天。上车坐一块儿就是一种缘分，认不认识都聊。开车后，跟同座的人聊天，发现其中一位岁数比我小的学生也是到清华报到。他被录取到力学系，叫杨瑞新。他没读完高中，是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下，由于省/市数学竞赛优胜而破格被允许参加高考的。

吉林市到北京的快车当时要走大约十八九个小时。中午上车时吉林市还是冰天雪地，车窗上结着冰花。第二天早上车过山海关后天亮了，窗外明显比关外热很多。远处的柳树也开始显露出淡淡的绿色。

车过唐山站，窗外是1976年7月大地震垮塌的厂房和厂房里停的被砸坏的日本式的火车头。能够想象出来，一年半以前的那场地震肯定非常剧烈。

记得快到北京时，在列车广播的新闻里有一条新闻是关于清华新生入学的。新闻里说，清华录取了八百多名新生。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又决定增加二百多名走读生。这样计算，清华七七级应该有一千多名学生。

我上学时刚刚过了二十岁生日。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列车上的我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初到清华

“先戚接后戚”

学校把新生和行李从火车站接来后, 把箱子都按系码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上。我的箱子来得很早，所以我是最早上十二号楼安排行李和床位的新生之一。

到清华后见到的第一个老师是张超泉老师。他是化七一班的辅导员。我自己的事办完之后，张老师给了我一辆三轮车，说先到的同学要接后到的同学，这是清华的规矩。我按规矩蹬上了这个三轮车帮同学拉行李。不过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拉过哪位同学的行李了。

需要说的是，我从来没骑过三轮车。本来以为骑三轮车跟骑自行车没什么两样。结果两个不很一样。三轮车没法借力，转弯时必须硬掰车把。我一开始不适应，一上车就撞了树墙和上面的铁丝网，把手刮出来两个小口。不过刮完了就学会了。

开学当天校报第一版

“宁波来”

我到清华后见到的第二个老师是谢新佑老师。谢老师是南方人，口音很重。他见到我后问我：“你就是宁波蓝？”我听懂了，“宁波蓝”就是“林柏楠”。所以我答到“是”。

我不可能纠正他的发音。外地口音吗，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看来，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然而，这个“宁波蓝”还是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今天。

我的名字中的“柏”字是个多音字。我的名字在家里念做林“百”楠。我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中小学同学都叫我“百”楠。自从有了“宁波蓝”，我就成了“伯”楠了。

“伯”这个念法我很快就适应了。我不觉得有纠正的必要。

从吉林来看我的人不适应这个叫法。他们当中大概有的人会猜想我这样更改名字的念法也许有点别的意思。不过这事儿从来没人问我。我也就从来没有机会讲“宁波蓝”的故事给他们听。

谢老师的“宁波蓝”还搞糊涂了一个人，就是陶海心。陶海心一开始跟我分在一个房间，就是12号楼515。他来得晚些，进屋后就打听谁是宁波来的。

一班简况

我被录取到化工系, 这跟我报的志愿是不一样的。不过对于我来说，上清华是最重要的, 学啥专业并不重要。

我被分配到一班（化七一）, 高分子化工专业。刚入学，辅导员张超泉老师说我已经被指定为班级召集人。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我虽然当时还没有见过大多数同学，不了解情况，但我还是能肯定班级里的同学一定有很多人比我水平高、能力强。这个张老师不应该让我这个小地方来的没见过世面的人当召集人。我实实在在地不愿意当这个班级召集人。不过我这个人不愿意推脱工作，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没有表达出来。

班主任指定班级召集人应该是拿学生档案里的信息作为判断依据的。后来我琢磨张老师选我当召集人一定是被我高考报名表的鉴定意见给误导了。那个鉴定意见是下洼子大队出的，盖的大队革委会的章，但鉴定是我自己写的。记得当时是在大队部的会议室填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就是二队集体户女户长）嫌麻烦，让我自己写自己的鉴定。我肯定是实事求是地对自己进行了客观鉴定，只是说得稍微好听了一点儿。最后我还写了一条，说这个知青是我支部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那个副书记盖章前还是仔细阅读了我的鉴定意见，在读到积极分子的位置时好像犹豫了一下。不过她盖了章就表示这是党给我的鉴定哈。我猜全校一千多名新生里，自己给自己写鉴定的应该不止我一个人。

报到不久，我在张老师那里抄了一份一班新生登记表。化七一一共有三十八名同学, 其中有二十九名男生, 九名女生。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是吴光夏, 1948年出生, 内蒙来的, 是师范学校的数学老师。年龄最小的是吉林市来的在校生张蕴, 1962年生。全班同学里出生年代的统计最大值在1956, 1957和1958这三年。绝大多数同学入学前是插队知识青年。绝大多数同学是共青团员。

化工系的男生都住十二号楼的五层。新生住顶楼应该是清华的规矩。女生住五号楼。宿舍楼的位置安排非常合理, 离食堂和运动场都很近（准确地说是食堂和运动场的安排很合理）。教室的安排非常不合理。化工系的学生经常被安排头两节课在化学馆上, 后两节课在工物馆上。两个地点的距离太远, 课间的十五分钟刚够走路的。没有自行车的同学总是赶不上好座位。

情况汇报

入学后不久，好像在开学典礼后两三天内的一个中午，我被通知到十二号楼三层的系学生团委去一趟，但是没说去那儿干吗。我接到通知就下了三楼。当时去的是哪个房间我不记得了。但记得是一间朝北的房间。

一进房间我就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庄重严肃的气氛。这个房间没有床铺,只有几张书桌, 非常整洁。房间里有五六个人，大概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所有的人都穿着草绿色军装，其中男生好像都戴着军帽，并且至少一个女生也戴着军帽。此外，记得大部分人扎着武装带。印象里好像有一个人有领章帽徽（现役军人）。房间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抽烟，都在工作。个别人偶尔走动。总之，这里就象一个作战指挥部，里面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这一点也不夸张。

团委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介绍。接待我的人是一个男生，我猜是一个五字班的学生。他知道我是化七一的班级召集人后，叫我坐下来谈。记得他说，叫我下来，是要了解班级里的同学的情况，主要包括政治面貌、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年龄等等。我当时刚刚抄完全班的情况表没多长时间，记忆力又非常好。我凭记忆给归纳了班里有多少人是党员、多少人是团员、多少男生多少女生、多少知识青年、多少回乡青年、年龄分布，等等。除跟我谈话的人以外，好像还有两个人也在听。他们听了没有太多表情。当我离开时，感觉他们比我进房间时客气了两分。

戒烟的故事

在上学报到的火车上，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戒烟。大学对我是一个新环境，没人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至少没有人知道我抽烟。如果我不抽烟，就可以很容易地戒烟。下车前，我的烟盒里还有四五支烟。我跟同行的杨瑞新说，我不打算抽烟了，从此我就戒烟了。下车时我把剩下的香烟和打火机都仍在了车上。

到学校报道后的头几天，我一直没有买烟，也没有抽烟的欲望。奇怪的是，全班同学里，居然没有人抽烟。我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琢磨着可能大家都在观望，看学校是不是有什么规矩。然而实际上，学校没有发布关于吸烟的任何规定。

一天中午午休，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就琢磨让两个床之间的方桌子派上点用场。当时我睡东南角的下铺，陶海心睡上铺。姚力睡门口东北角上铺，下铺是谁我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放箱子的空床。两个床之间的方桌子没有人用。大家都比较客气。

我睡不着，就坐起来，打量这个桌子。桌子有两个抽屉，一个朝向我，一个朝向北面那个床。我打开朝向我的抽屉（实际上是一个向下翻的小门）。里面的东西让我头发都竖起来了。这抽屉里居然有一小堆旱烟！还有半盒火柴和用来卷烟的纸！

这烟显然是六字班好心的学长留下来的哈。

这些东西的诱惑力太大了，大到足以让我管不了自己。我思想斗争了有半分钟，最后还是忍不住撕了一条纸，卷了一个不很粗的“大炮”，点上抽了起来。

烟一点着，姚力就坐起来叫到：“哎，哪儿来的烟？”邬虹也坐起来了。就这样，这两个装模做样的家伙也不潜伏了。我们三个痛快地抽了一中午的大炮。

我的第一次戒烟计划就这样在几天之内就破产了。

我后来也多次尝试戒烟，曾经多次失败。最后我终于在九二年成功戒烟。那时我已经抽了十七年的烟。

记得系党委的刘述礼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小人常立志，君子立志常”。我自己觉得，我这个人绝对够不上刘老师所说的有恒心的君子，但也比常立志的小人略强一点点。

在戒烟后的这二十年里，我偶尔还梦见抽烟，还怀念当年在五保户的炕头上用她种的“蛤蟆头”旱烟卷大炮的愉快。

○知青大战小流氓

入学后不久，学校安排七字班搞建校劳动。记得当时有同学对建校劳动不满，其原因当然不是嫌劳动辛苦，而是不想再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劳动上。不过，这种情绪一直只是情绪，没有表露迸发出来。

一班的建校劳动头几天主要在南北主路的北端靠近学生宿舍区的地方平整土地，后几天是建游泳池。

好像是干活的头一天，一班被要求分派几个人去照澜院干活。当时派了黄家伟、田野和陈钢三个人。黄家伟是北京知青, 擅长打篮球。他后来成了清华篮球队的队长。田野也是北京知青。两个人都身材高大。不过田野看上去多一点书生气, 少一点黄家伟身上的那种知青的野劲儿。陈钢是广西知青。他身材没有黄和田那样高, 但浑身都是块儿肉。他后来多次拿下校运会全能冠军。这三个人一看就知道是干活的好手。

那天中午收工吃完饭回宿舍发现田野手上包了一块纱布。一问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在照澜院跟社会闲散青年发生了殴斗。记得田野说他们在照澜院干活（好像是挖沟），因为小事儿跟几个小“街溜子”（东北话，社会闲散青年的意思）发生口角。后来，他们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不料，在收工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帮人手拿棍棒来打他们。他们三个人拿铁锹迎战。他们人少，所以选择且战且退。那帮人好像没有死命追。他们跑开后，那帮人就向他们仍砖头。田野躲闪不及，左手挨了一砖头。

下午上工出门之前，黄家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把小斧头。他一边往腰里别斧头，一边放狠话说：“下午这帮小流氓再来捣乱，我就TM跟丫拼了！”

我觉得劳动是公事，犯不着为公事跟小流氓拼。但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或恶化而不去照澜院了好像也不合适。咱是知青，还怕几个街溜子不成。

照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上报的规定，当时应该向老师汇报。不过学校的老师都是书生，即使报告了，老师也不会有治小流氓的法子。最妥帖的办法是增加几个人，最好是下过乡的知青。这样，下午我和邬虹，还有一个同学（记不得是谁了, 反正也是知青）增援照澜院。

下午这帮小流氓没再露面。估计他们是人数不够多，算计不出来对付六条汉子的优势。加人的方案看来奏效了。

○北大板报风波

记得开学没多久，好像在四月份，学校在大礼堂给七字班开会。会议应该有多项内容，其中一项是通报北大的板报事件。

这个事件的大概经过是这样：北大新入学的七七级学生很活跃，尤其是文科学生文章写得好，用板报的形式歌颂英明领袖、抒发心里的愉悦情感。北大历史系的新生出的一期板报上登了一个学生写的诗。记得当时在台上讲话的老师念了这首诗的前四句，并介绍了大概内容。我曾经记下了这几句，但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我来自黄土高原的陕西”。这首诗接下来的内容大意是当初我头上没有长角，身上没有长刺，所以我一直没有上学念书的机会。现在在华主席领导下，我有了机会。我要感谢、我要努力等等等等。

这首诗里所暗含的工农兵学员是因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才上了大学的意思冒犯了在校的工农兵学员。他们在北大校园里贴大字报，批判这首诗。

在那个当口上，我恰好要去北大。我父亲的同事的孩子在北大地理系念书，是七六级工农兵学员。他的父亲让我给他稍了点东西。

我拿了给他稍的东西去找他，是中午去的。他的宿舍里有五六个学生。我在介绍了我自己之后，能感到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敌意。我按照吉林人的习惯，给每个人发烟，给他们点火，气氛才稍微缓和了一点。这是给所有人一个台阶。接下来，我发现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大哥”也十分冷淡。在他那儿没啥可聊的，简单客套了几句就告辞了。

○摸底考试

大约在北大板报风波之后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

记得开学后的数学课是从解析几何开始的。这相当于吉林1975年“高中”最后学期的课程。这个课程对我来讲正合适。因为从解析几何开始对我压力相对小，有利于进入念书状态。到学校后，能感到不少同学的数学功底很强。班里吴光夏、姚力、田维平上学前都是数学老师（师范的数学老师！）。我当时对自己的估计不是很高，知道班里有强手，但也不很担心。我对解析几何还是有把握的。后面的课程也许别人早就学过，但那不要紧，咱学到那个课程时努力就是了。

学校通知摸底考试，我也没有紧张。考成啥样是啥样。虽然有好的心态，考试卷发下来后，我还是立马出汗了。卷子上有相当比例的题我根本没有见过，不会答，一点门道都没有。卷子上的题本身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高等数学部分我肯定不会答。有些代数题我也没有学过。就是我能答的题，第一眼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好答。

答完卷，我的心都凉了。这答完的卷子太不像样了，有大段的空白。这哪是我林柏楠的卷子！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无奈无助过。从考场出来，听到不少同学在相互探讨一些题的解法，而我根本插不上嘴。这让我感到非常没面子，非常沮丧。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拿到录取通知后一直在心底的喜悦和自满这下全都烟消云散了。

后来各班由辅导员分别宣布了摸底考试的结果。我猜是学校故意安排辅导员宣读每个人的分数。我们班是在一教的一间朝东的教室宣布的分数。记得我只得到49分，非常惨, 离及格还差一大截，在班里排倒数第十。

这是我活了二十岁第一次在考试中得这么可怜的分，第一次不及格，第一次落在同学的后面。我当时惭愧得无地自容，当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在回十二号楼的路上，我走的是水利馆的背后那条路。在过水渠上的桥的时候，我真想从桥上跳下去。只可惜那渠水太浅，跳了也不解决问题。

这次考试对我来讲是太重要，太及时了。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意识到，我必须付出艰巨的努力才能念好这个大学，而不是先前所想的按部就班跟着上课就能正常追赶上其他同学。我当时决心一定要先把数学学好。

这次考试应该对相当比例的新生产生了巨大震动，就像我这样。考试的结果是七字班的新生还没有来得及表现出他们心里的得意和自大就被当头棒喝。所有的人都老实了，乖乖地进图书馆、上教室念书作题去了。

摸底考试最主要的目的显然是让学生自己明白一点，那就是上清华跟中举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艰苦的学习还在后面。学校的这一招真是绝了，一箭多雕。这个考试比多少遍思想工作都管用。不过客观地说来，那时清华的学生工作显然比北大好做。北大文理科都有，拿考试修理学生的招未必有效。学生可能该狂照样狂。

○西单民主墙

西单路口的东北角当年是一道L型灰砖墙。78年的时候，这段墙曾经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热点。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很多人在这段墙上张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诉求。也不记得从啥时候开始，这段墙被称为“民主墙”。当时据说大字报的主流内容是为那时被迫害的人、尤其是为刘少奇等重要人物鸣冤叫屈，发泄不满。当时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过支持群众贴大字报，并肯定了西单民主墙的积极作用。这些大字报显然是“拨乱反正”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

这个墙吸引了不少同学的注意力，当然也包括我。我跟姚力、邬虹、曹为民四个人曾经多次骑车去看热闹。我们看到的大字报确实主要是为那时被迫害的人伸冤的。有些大字报上写的诗很容易记。

后来听说邓大人对西单墙的态度有所变化。再后来听说民主墙被移到了月坛。我就没再去看。

○日常趣事

知青点习惯

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惯、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有一些趣事让人印象深刻，不能忘怀。

在九食堂吃饭，时间不久就发现一个特别现象。黄家伟吃饭特别的快。往往走得慢的同学还没跨进九食堂的大门，他就已经吃完午饭出来了。

我特意观察了黄家伟在九食堂的“表现”，结果令人惊叹。

一次我跟黄家伟基本同一时间买来饭，就近站在一张桌旁开吃。黄家伟买的主食是馒头。只见他“一口”下去（沿馒头的外圈连咬数口），一个馒头就剩下三分之一了。在嘴里嚼三两下这大半个馒头就咽了。吃两口菜，剩下的三分之一馒头瞬间又不见了。

我问过黄家伟咋练出来的本事。他说这是在知青点练的。黄家伟插队时在知青点负责烧火做饭。可以想象，知青点开饭时馒头还没上桌，这个伙夫可能就在厨房里先塞嘴里两三个了。

看谁最辣

上学之前，本人一直在东北生活，孤陋寡闻。我一直以为最能吃辣的是朝鲜族人。当然，我也知道湖南人爱吃辣。到学校后，发现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同学都特别能吃辣，这让我很意外。有的同学好像为很能吃辣而莫名其妙地得意。当时不少同学都在宿舍里常备辣椒制品。我自己也喜欢吃一点辣的，经常买郫县辣酱。当然，在真正爱吃辣的人看来，郫县辣酱可能不过就是一种酱而已，算不上辣椒制品。

有一天中午下课，九食堂的午餐菜单上赫然写着“炒尖椒”，好像还说明是新引进的阿尔巴尼亚辣椒。不少同学为此菜而兴致勃勃。平时自我标榜非辣不吃的同学好像都买了这个菜。我从未标榜过，但也买了一份。

这辣椒虽然已经用刀切过，但能看出来切之前是又绿又长。我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辣椒。这辣椒出奇的辣，辣得发苦，对我来说，根本没法吃。我吃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实在吃不下去了。看到潘东辉吃得津津有味，我把剩下的辣椒给了他。潘东辉是湖南人, 是班里最谦虚, 最文质彬彬的秀才。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听他炫耀过吃辣椒的本事。

那天，吃辣椒的“竞赛”见了分晓。除了潘东辉，所有的人都没能吃完一份炒辣椒。不少在宿舍里大瓶小罐装辣椒并自我标榜为吃辣能手的人都败下阵来。除我以外，还有其他人把吃不完的辣椒给了潘东辉。

潘东辉看上去很享受。他可能吃了总计相当于两份多的炒辣椒。面对各位同学的恭维，他很谦虚，说像他这水平，如果在湖南到老乡家吃饭被问到能不能吃辣，最多只能说：“能少吃一点”！

好嘛，这次我算见识了湖南人的辣劲儿。太不可思议了！不但如此，这还是一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的典型故事。

从那天以后，自我标榜吃辣能手的同学都不吱声了。

赤脚大仙

一班另一个奇人是陈钢。

陈钢是柳州来的，壮族人。这个陈钢真是够壮的，浑身上下都是块儿肉。跟这个肌肉男一比，我这干农活出来的身子骨只能算是皮包骨。一看就知道，这壮汉体力过剩，精力过剩，能量过剩。

这能量过剩是有证据的。这个陈钢天冷天热都不穿多少衣服。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穿这么少的衣服绝对不是为了展示发达的肌肉。那个年代不时兴肌肉男。展示肌肉也吸引不了女生的眼球。相反，那时候肌肉发达并不给人正面的联想，因为社会上给不好好学习的年轻人的标签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能够看出来他不是在展示肌肉。如果有谁还不相信这样的判断，可以到他的床铺上看看。这个壮汉冬天夏天都是在床板上铺一床凉席睡觉。这冬天睡光板床肯定不是为了展示肌肉。

这样的耐冷水平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东北来的人其实不抗冻。东北人的习惯是天冷就加衣服。反正你是不可能单衣过冬的。冬装迟早得穿，那最好到时候就穿，别“得瑟”（臭显的意思）。对我来讲，十二号楼冬天房间里不是很暖和。像陈钢这样睡光板一定是皮肤的传热系数特别小，发射系数也特别小。那么什么皮有这样优良的品质? 肯定是广西大山里梯田上犁田的水牛的牛皮哈。而且这牛皮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再说了，这在下面支撑肌肉的骨头也得是虎骨。

这个壮汉不但衣服穿不住，鞋也穿不住。开运动会他不穿跑鞋，不穿田径鞋，说穿了不得劲儿。当时东西两个操场铺的都是炉渣一样的东西。陈钢头几次参加运动会都是光脚跑的。因此，他在一班有一个雅号，叫“赤脚大仙”。我记得是田野给起的。

我想如果陈钢可以无顾忌地自由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光着脚去教室上课，去图书馆看书。

陈钢后来进了校田径队, 拿了多次全能冠军。进了校队后, 他还是逐渐文明开化了，开运动会穿跑鞋了。后来听说他一次跟北边体院的学生赛羽毛球, 对手是羽毛球少年组全国冠军。陈钢三比零把对方给灭了, 牛得很。

老照片：1978年全班春游香山。

前排自左至右：本人、林积荣、田野、陈钢。

第二排自左至右：姚力、齐健、潘延明、余可思、陶海心、苏利杰。

女生排自左至右：姜倩、邓建元、李秀玲、班主任张超泉老师、张蕴、司缨、彭薇、陆学红。

后排自左至右：刘扬、郑元锁、郭光明、张伟明、杨树林（最右边一位应该是王吉成）

○第一个中秋节

1978年的中秋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现在查万年历是九月十七号）。那天系里在东操场组织了秋季运动会。虽然规模不大，水平比校运会差很多，但同学参赛的积极性都很高，气氛非常好。参加运动的同学和下面观战的同学都很开心。

那天我们化七一得了总分第一。运动会后，一班的同学个个都挺高兴。

那天还有一个高兴事儿，就是那天傍晚，学校请中央乐团在大礼堂门前举办交响乐音乐会。晚饭后，大家都到大礼堂前来听音乐。记得当时是列队去听的这个广场音乐会。我们班的位置比较好，比较靠近礼堂前的台阶，偏向水利馆一侧。

那天的音乐会是李德伦指挥的。李德伦跟学生说，粉碎“那些人”给文艺带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说他今天来是他推广普及交响乐的努力的一部分。那天的音乐会是一边由李德伦做解说一边演奏的。演奏的乐曲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中央乐团的演奏水平那当然是没什么可挑剔的。李德伦讲解一段，乐队演奏一段。李德伦在讲解其中一段时说, “这段乐曲表现的是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行走”。可惜，他把踉踉跄跄念成了“狼狼苍苍”。结果引起下面学生不大不小的哄笑。

不管怎样，学生们肯定很享受这场音乐会，而且一定不介意这个著名指挥家念几个白字。我就是如此。不过指挥家本人回去一定很不开心。

那天的天气很好。在音乐会开始前在宿舍楼前集合时，一轮金黄色的满月就已经从东操场升出地面。一班那天派人买了月饼和雪花梨全班分享。那天晚上是美曲加美食还有美丽的月亮，再加上比赛后的快活心情，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开心。那是我在清华五年生活里记忆最深的几件事儿之一。

从那以后，我每年过中秋都会想到月饼和雪花梨。

○新年联欢会

1978年年底，一班接了一个任务，是学校派下来的。当年年底的一天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年联欢晚会。我们一班的任务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个位置上办一个套圈的游艺项目。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这个联欢会是那个范围的联欢会了。感觉是首都各界的新年联欢会。时间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像是12月的最后一天。

任务接回来后，我们组织了人力操办。记得参加的人员有姚力、陶海心、刘文平。还有两三人参加了这项工作，但我记不得是谁了。游艺项目需要制作道具。材料是学校提供的，小鸡小鸭等卡通形象是我们班的美术大师陶海心画的。套道具用的套圈是我们几个人手工制作的。这些作品里，当然是卡通形象质量最高。

陶海心的美术功底非常了得。他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受过高人指点。他的书法和绘画应该够“家”的水平。画几个卡通形象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联欢会那天，我们的游艺项目就在大会堂最大的那个会场的门外。那天布置场地没有费事儿。安排好之后，我们几个人没事儿先卖单儿看热闹。那天来参加联欢会的人非常多。人家都是凭票入场的。我们站在会场外，不知道里面联欢会啥是候开时的、开始时是哪位领导讲话来着。后来里面演奏乐曲了，我们才知道节目开始了。台上演奏的第一个曲子是交响乐《卡门序曲》。演奏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在校学生。这个学生乐团的演奏水平非常高，效果非常好。我这个在门外听音乐的门外汉被深深地感动和震撼了。我当时就想，这水平都已经这么高了，干吗还念书哇，直接到乐团上班不就行了吗。

台上的节目演完后，游艺项目开始。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吸引人，排队的人总是很多。我们几个人一直都在忙。套中小鸡小鸭的客人可以得到一张奖励券，到领奖处领奖。我们只管张罗游戏，不知道奖品是什么。

也不知道忙了多长时间，姚力跟我说时间不早了，有人开始离开了，咱还不趁手里有奖券去给几个弟兄们弄点奖品。我其实觉得这样近水楼台搞奖品不太仗义。不过考虑到奖券确实富余，而且拒绝姚力的动议也有点不够意思，就派刘文平冒充参加游艺活动的客人去领奖。刘文平没敢一次多领，怕被发现，就分批“零揪”了。他领回来的都是非常精致的玻璃鸟。记得刘文平回来老大埋怨，说这是三等奖的奖品。一等二等奖都发光了，只剩下三等奖了。咱早就该下手弄奖品。

不管咋样，我们私分了这些小鸟，每人三五个，就算是自己给自己发的酬劳。

○其他

那年秋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在华国峰主席访问欧洲的时候，人民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到新华门静坐，要求二炮退还他们宿舍和教室。记得当时说人大的学生打出的标语是“打倒军阀”。这是当时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1978年是一个各种思想大碰撞的时期的开始。一方面，传统的惯性还在继续着。有人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两个凡是就是代表），走原来的路。一方面社会上涌动着清算那十年（清算过去），和继续改革（面向未来）的大潮。再极端的，就是自由化、民主化的思潮。有人向美国卡特总统呼吁（干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等等。当时的《讽刺与幽默》曾经登一幅漫画，上面有两个长相和动作一样的年轻人，一个穿绿军装戴红卫兵臂章，另一个脱得精光（喻指自由化），两个人都在喊口号要“踢开党委闹革命”。

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光明日报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和展开的。这是我们上学的社会背景。

第二部分附件一

笔记摘录：化工系化七一班学生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出生年代	出身/政治面貌	职别/单位
01	田野	男 50后	干部团员	知青北京平谷县英城公社
02	陆学红	女 60后	干部团员	知青北京延庆县沈家营公社
03	孙小梅	女 50后	干部团员	知青北京通县西集公社
04	邬虹	男 50后	教员团员	知青北京延庆白河堡公社
05	姜倩	女 50后	干部团员	知青北京延庆县沈家营公社
06	王吉成	男 60后	干部团员	在校北京三十五中
07	杨树林	男 50后	小业主团员	工人北京541厂
08	王清云	男 50后	贫农团员	知青北京顺义龙湾庄公社
09	陈钢	男 58.12	中农团员	知青广西柳江县（壮）（体）
10	黄家伟	男 50后	职员团员	知青北京顺义赵各庄（球）
11	徐治	男 50后	职员团员	知青北京丰台区黄土岗公社
12	潘延明	男 50后	工人团员	工人青海黎明化工研究所
13	李秀玲	女 50后	资本家团员	知青北京怀柔
14	彭薇	女 50后	职员团员	工人湖北安陆五七棉纺织厂（文艺）
15	郭光明	男 50后	贫农团员	民办教师河南孟津平乐公社（文艺）
16	司缨	女 50后	教员团员	小学教师河南洛阳邮电五三厂子弟校
17	吴光夏	男 40后	职员群众	教师包头师范学校（数学）
18	田维平	女 50后	职员团员	教师呼市一中
19	姚力	男 50后	干部团员	教师呼市十六中
20	潘东晖	男 50后	干部团员	工人湖南
21	刘扬	男 50后	工人团员	知青长春朝阳区桂林公社
22	林柏楠	男 50后	中农团员	知青吉林郊区
23	邓建元	女 50后	教员团员	知青湖南
24	刘竞超	男 50后	贫农群众	工人湖南湘潭钢厂火车司机
25	余可思	男 50后	干部团员	工人湖南
26	苏利杰	男 50后	贫农团员	工人河北
27	王振龙	男 50后	上中农群众	回乡河北南宫县陈村公社
28	郑元锁	男 50后	中农预党	广播员山西芮城县风陵渡公社
29	陶海心	男 50后	市贫团员	工人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30	马晓龙	男 50后	贫农党员	知青陕西绥德县义合公社
31	齐健	男 60后	教员团员	西安83中
32	张伟明	男 50后	工人团员	上海吴泾化工厂
33	曹为民	男 50后	干部团员	工人广西钦州地区弹纺厂（文艺）
34	唐森	男 50后	贫农党员	知青贵州江口县（公社团委副书记）
35	刘文平	男 50后	工人团员	应届新疆石河子150团
36	张蕴	女 60后	职员团员	在校吉林15中
37	杨万泰	男 50后	贫农团员	回乡河北咸安辛义公社
38	林积荣	男 50后	中农团员	小教陕西白水县

第二部分附件二

化工系化七一班1978年3月8日第一次团员会笔记（节选）

1978年3月8日星期三晚团员会（党员、群众参加）

会议内容：（1）听了上午、下午报告，有何感想（关于专业、关于学习任务和形势），（2）关于如何发挥团员作用，（3）支部今后如何开展活动，（4）自己准备用什么标准要求自己。

发言纪要：

（1）陈钢：我来自广西，是七六届毕业生，下乡二年多。下乡插队，事情较多。自己学习基础差一些。所以，我到这儿来与大家比差距很大。但是，来了之后，领导上让我做班委召集人，我就同意了。但有些想法，主要是怕干扰学习。本来学得差一些。不过总要有人召集和组织班委。谁干都一样。我就先干着，负起责任来。

我自己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体育上喜欢乒乓球、羽毛球，也做过教练，其它运动也喜欢。过去参加区队，耽误了不少学习。

关于专业问题，我没有什么想法。原来我不太喜欢化学。但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一定努力学习，学好它。

（2）郭光明：我是从河南洛阳来的。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很激动。没有华主席，我们要到清华来学习是不可想象的。临来时，很多人送我。他们都鼓励我，希望我好好学习。我想，我一定努力地学，不辜负华主席的希望。

（3）陶海心：首先，我要感谢华主席，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只有粉碎了那些、改革了高考制度，我们才能到清华大学来学习。

我从西安来。来之前我在医院工作。76年毕业插队，后来回到城市的。我们上学不要忘记是人民供我们上学。我们要知道，多少工农群众在田野、工厂流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有这样好的条件和环境。我们必须努力地学，学出成绩来，为祖国争光。

这里，我又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省钱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关心教育事业、关心清华。他老人家十分注意联系群众，生活简朴，工作上日夜操劳。我们要学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当我们毕业的时候，站在总理的遗像前，要问心无愧。当前，虽然我们学习的任务很重，大家都十分渴望多学一点知识。但我们不要忘记政治挂帅，不要忘记学习马列主义。我过去比较喜欢化学。这次把我分到化工系，我很高兴。我一定努力学习。

（4）彭薇：我来自湖北的一个工厂。我接到通知的时候，心里十分激动。临走，工人师傅们、同志们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学习，为祖国争光。我想，我一定努力学习。这几年来，文化学习不太紧，基础差。但我一定向同志们学，一定努力。关于专业问题，我认为，自己虽然过去没有对化学学得太好，但我一定服从分配，学好化学。

第三部分难忘的1979

○趣人趣事

不睡觉的神人

一班有几个人学习抓得非常紧，几乎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

每天熄灯后，楼里一般要有一段相对“混乱”的时期。不少同学喜欢在熄灯后再去洗漱，因为洗漱早了没用，反正宿舍里也安静不下来。有人觉得熄灯后的洗漱高峰仍然是浪费时间的时段，所以就再躲避这个高峰。有段时间，十二号楼熄灯后，直到全楼道安静之后，在东侧楼梯的顶灯下还能看到读书人。这就是田野。田野经常在楼梯口昏暗的灯下看书。我很佩服他。然而，我没法向他学习。我习惯于按时作息。睡觉晚了，第二天效率下降。

我后来发现，田野晚睡并不是因为他有晚睡晚起的猫头鹰型生活习惯。我曾经特意查看过，我早上六点左右起来时，田野的床铺已经是空的了。就是说，他的总睡眠时间比我少很多。对我来讲，田野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神人。

二十多年后，我有一次跟田野聊起了这段往事。他跟我说，他确实是玩儿命念书来着。他说不过咱班还有更玩命的，那就是邬虹。他说邬虹念书真正到了分秒必争的地步。由于宿舍楼到点儿就熄灯，邬虹一直在找能熬夜看书的地方。后来他发现主楼有教室晚上不熄灯，就拽着田野去主楼看书。田野说，他们俩一直在为能多看几小时书而沾沾自喜。他们俩一般都是半夜十二点以后才骑车回十二号楼。当他们看到整个东区漆黑一片，同学们都已经进入梦乡时，邬虹会开心地大喊一声：“咱今天又TM赚了”！

健身良方

二年级时换楼层、调宿舍后，我跟曹为民住一个房间，大概是414。他睡下铺，我睡他上铺。曹为民是广西考生，上学前当过几年钳工。他比我大两岁，身材略胖，同学送外号曹胖子。我俩都不是刻意要去图书馆抢座的那种人，课余时间同路的情况比较多。偶尔我俩会一起骑车进城下饭馆改善一下。

曹为民睡觉有时轻微打呼噜。我二年级后开始睡觉轻，不像插队时那样能吃能睡。曹为民知道我有时嫌打呼噜吵，就说他打呼噜时我可以下来推他一把，他翻一下身就不呼了。我当时还没到神经衰弱的地步。我不嫌吵时，就随他呼。如果嫌他吵，我也懒得下床到地下来推他。我会从床沿吊下来，用脚踩他肚子一下。

曹为民有洗凉水澡的习惯，越冷越洗。他还反复向我推销，说洗凉水澡有利于健康。我不想洗，太冷了。在吉林时，家里、集体户都没有冬天洗澡的条件。要洗澡，得去公共澡堂。人到冬天能不洗澡就不洗澡。那时也不觉得身上有怪味儿，也不觉得难受，不觉得难为情。实在觉得痒了，就用手伸进衣领，在身上“干搓”。当然，手是天天洗的，脸也是。冬天脚是天天要洗热的，头也会隔几天洗一次。这已经很卫生了。

在曹为民的影响下，我1979年夏天开始尝试洗凉水澡。他说，如果夏天启动，就有可能洗过冬天。受不了时可以随时停下。我那年坚持下来了，感觉非常好。我后来一直坚持洗凉水澡直到前两年改为时断时续。洗凉水澡后，我几十年都很少感冒。

洗凉水澡的一个麻烦是十二号楼两侧的水房没有挂衣服的地方。如果穿短裤冲澡，每次还得洗短裤和凉晒。如果不想增加洗和凉晒衣服的麻烦，就得在宿舍全脱了，再去水房洗。这个方案引出第二个麻烦。这就是楼里经常有女生来办事。不管女生到哪层办事，楼梯是必经之路，而水房就在楼梯口上。

春夏秋三季衣服好凉，问题不大。一般可以穿着短裤去冲凉。冬天衣服不好凉晒，最可行的方案是脱光了去洗。这样就得先在楼道里“裸奔”。而“裸奔”唯一“安全”的时间段是晚上熄灯后。因为这时一般不会有女生在楼里活动。

我记得七字班里全年洗凉水澡的人不是很多。我跟曹为民是少数几个人中的两个。六字班里洗凉水澡的人相对多。而且他们不都选择在“安全”时段洗。晚上八九点钟就能听见楼下六字班的学生在楼道里大呼小叫地裸奔，在水房里怪叫着冲凉。

有一次我晚上八点多去五号楼找人。记得是去二层东侧楼梯口附近的一间宿舍找一班的一个女生。还没敲门，先透过五号楼二层楼道头上朝东的窗户听到对面十二号楼三层楼道里传来的六字班学生怪叫的声音。五号楼比十二号楼地势高，这边二层的窗户几乎正对着那边三层的西侧楼梯拐角的窗子。那是个初冬的傍晚，天已经黑下来。透过窗户能看到对面的楼道里灯光下几个傻小子在裸奔。真让人笑掉大牙。

自左至右：曹为民、王清云、姚力、毕道深、郑元锁、本人

黑板报

九食堂门口路东侧的黑板报由各班轮流写。多数情况下，我会认真读板报。

各班的板报内容各有特色。最有意思的，是二班的板报。

记得一次二班的板报抨击食堂大师傅，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有一天早上，我起得稍晚，到食堂的时候，粥已经没有了。我对卖饭的大师傅流露了对没有粥喝的不满。结果，大师傅竟然无理地说，想喝粥你早点来呀！我暗自想，这是什么逻辑！物质不灭，我早来了，就能多生出粥来吗？我吃上了粥，必然有别人吃不上。分明是粥做少了！

我觉得这短文写得很精彩。不过，我同时估计，九食堂的大师傅们一定觉得这帮学生好无聊。

还有一次，二班的板报图文并貌，上面用电影的名称和配的粉笔画抨击宿舍楼里的不文明现象。我记得题材选得非常好，不文明行为认定得好，电影名称选得非常贴切，粉笔画画得也惟妙惟肖。我现在还记得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学生在大声听收音机。给这个画配的电影名称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整个黑板报的标题是“瞧这一家子”。

二班出板报的人“真有才”。

长跑健将

一班有九个女生，在化七整个年级里算多的。系里办运动会时，一班找女生参加项目还是不很难，但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找到合适的参赛人选。记得一次系运动会，项目不很多，其中长跑的项目（应该是一千五）报名的是司缨。

司缨身材比较单薄，属于瘦弱型的女生。她报名参赛让我很感动。我觉得这绝对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当然，我对她取得成绩倒是不报任何希望。

比赛那天下午，司缨来了。她没有穿运动服，穿的是深蓝色的条绒上衣，普通布裤子。我跟她说回去换运动服，她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反正人没动。我也拿她没办法。发令枪响后，运动员都跑出去了，司缨夹在队伍中间，不慌不忙，不前不后。她的跑步的姿势绝对是没有人指导过。她跑起来头略向右后边仰，感觉她跑得非常吃力，好像来一阵风就能把她刮走。不过她虽然姿势看起来吃力，耐力却非常惊人。跑到最后，她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她没有拿到名次，但把多数人甩到了后面。最让人惊讶的是，她跑到终点后，没有出汗，没有大口喘粗气，就像遛了个弯回来。我当时赶紧过来张罗，什么快穿上点衣服啊、喝点水呀什么的。人家根本没理我。一转身就回宿舍去了。

那天是邬虹帮我张罗。他对司缨的本事是大为赞赏。他望着司缨的背影说，你看人家这本事，跟没事儿似的，两手一插兜，人家癫了！嘻嘻。

后来听说司缨还有长距离游泳的本事。她是越需要耐力的项目成绩越好。这真是人不可貌相。

○故事二则

列车上的小品

东北人爱聊天，还自来熟，坐火车时同座的乘客认不认识都聊，东拉西扯。东北人好奇心强，坐在一起经常是互相瞎打听。东北人实在，对人热情。素不相识的人之间都能相互帮忙。东北人悟性好，你讲上半段，他就明白下半段了。还有，东北人常见不少毛病，包括不懂装懂、添油加醋、好管闲事儿、没事乱搭茬，等等。如果有机会坐开往东北的车，你一定一路十分愉快。

当然，不是所有东北人都有这样的缺点。化工系七七级里有七个吉林同学，包括一班张蕴，刘扬和我，四班李庆华、秦光伟和张立杰，还有六班的裴东光。这七个人里，只有我有这些坏毛病。

1978年第一个暑假放假回家，我所在的车厢里坐着一个同样放假回家的华北油田一个石油学校的东北学生。他戴着校徽，成了周围座位乘客的兴趣中心（我就怕这个，从来不戴校徽）。学生被周围的人盘问得底朝天。周围乘客从学生那里知道了他是学化学的，这个化学就成了车厢里的热门话题。为这个化学，两个乘客还吵得面红耳赤，都说自己知道什么是化学。嗓门大的那位跟对面的嚷到：“我知道什么是化学。你懂啥！什么是化学？这空气就是化学！这水也是化学！是吧学生？”学生只能苦笑地乱点头。

毕业后，我1984年带着没过门的对象（现在的老婆）坐火车回东北。临走时，我特意叮嘱她不要跟同坐的人搭茬，谁问什么都不能说。上车后，同座的人对我们这两个不爱说话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跟我说话。我要是搭了茬，那就得回答我俩是干吗的，啥关系，去哪儿等等层出不穷的问题。后来见我总板个脸，他们才作罢。不过，每当我离开座位去上厕所或买饭，他们就围拢过来，盘问我老婆。这就是东北人。

现在咱讲1979年的故事。

一年级第二学期期末放寒假，我回了吉林。三月开学我又是坐的吉林到北京的72次快车。这次我是跟裴东光坐同一趟车。

老裴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他比我大两岁，上学前是吉林二建的。他曾经给我讲了他的惊险故事。他的单位扣录取通知书不给他，还把他的录取通知书退回，说查无此人。还是清华认真，觉得考生不会大意到写错单位的地步。是在清华的坚持下通知书才到了他手上。

那天我跟他坐在同一组座位上，他靠窗，我靠过道。我俩斜着面对面。

在同一组座位上，还有两个女生。他们俩在南京上学，好像至少一个是在南京大学上学。在我对面的下一排面向我的过道位置上坐了一个大个儿。他身高大约一米八三到八五，脸皮白白的，带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穿着深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北医的校徽。车开了之后，他就抱着一本大开本的教材（好像是《解剖学》）认真地看。

车开出之后，我跟老裴随便聊天，也跟同行的两个女生聊天。聊够了，我俩就你一炮我一炮地抽烟。

两个女生讲的她们在南京的故事挺有意思。一个女生说，她班上有一个家在南京的女同学，人特别好。有一次，本地女生请这位吉林女生等几个同学到家做客，由本地女生的妈妈做饭招待。女生妈妈的手艺很不错，做的菜很香。为这三四个学生，这个妈妈烧了五六个菜。可是有意思的是，盘子都小，每盘菜也少。她这个从吉林来的人觉得菜少，不好意思多吃。更有意思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妈妈问了个问题。她问到，听说你们东北人一顿饭就做一个菜，而且是一大锅，而且是连锅端到桌上全家吃，是这样吗？记得女生跟我和老裴说，“哎呀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你说咱还真是这样吃饭哈”。

车离开吉林不久就天黑了。中间有一站叫烟筒山（在吉林市地界上），车在这站停了几分钟。靠我这边的车门开了，一股凉气进了车厢，上来两个年轻人。这俩人，一个穿着黑色二棉袄，腰上还系着一节麻绳，头戴一顶单军帽，个儿比我矮点，白脸，尖下颌，薄嘴皮，眼睛总用余光四下看。这人一看就是知青，还是个痞子。另一个人小个儿，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身穿没带罩衣的小棉袄，一幅没长开的样子。这是个典型的“小半拉子”（只能挣半份工分儿的没长成人的孩子）。小个儿手提一个洋铁皮小桶，上面盖着一块豆包布（做豆腐用的滤布）。两个人你一把我一把从里边抓东西往嘴里塞，好像是炒黄豆。

知青痞子进来后，发现没有座，就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女生的坐席露出的小边儿上。他一边坐，一边用屁股挤，一边跟那女生嘟囔着“给点儿地方”。人家让了他点地方。他然后顺手给小个儿指了对面的坐席角，让他坐那儿。坐下后，俩人接着抓炒黄豆吃。

车开动以后，知青痞子开始四下打量。他东看看，西看看。最后，他对北医的大个儿发生了兴趣。不一会儿，他说话了。

痞子（大惊小怪地）：“哎呀（“哎”读二声略长，“呀”轻声），你这是上北京念书的学生哈？”

大个儿：“是”。

痞子：“瞅你多幸福啊，能见华主席呢。”

大个儿：“华主席那么忙，不是谁都能见到的。”

痞子：“啊，对了，华主席住天安门呐，我知道。听说天安门广场老大了，好几百垧地那么大呐。”

大个儿：“天安门广场挺大的，能装一百万人”。

痞子：“哎–呀，那要种庄稼的话，得打多少苞米呀！”

大个儿白了他一眼。

痞子：“那你在北京上那个学校有多少人呐？”

大个儿：“我们学校有好几千人呐。”

痞子：“哎–呀，那么多人！那做一顿饭得烧多少柴禾啊！”

大个儿：“学校做饭不烧柴禾！”

大个儿有点明白过来这小子是在装傻，不太想理他了。

我琢磨着这小子一定是看北医的大个儿上了大学还在车上故意“显”自己是大学生心里不服气，所以成心卖傻取乐。

就在这个时候，老裴突然说话了。他问痞子：“哎，我怎么看着你眼熟啊？你是姓X吗（好像是“杨”）？”。痞子楞住了。

老裴接着问：“那XXX是你二哥吧？”痞子恍然大悟，脸上的匪气顿时散得一干二净，换成了必恭必敬的神态：“哎–呀，你是裴哥吧！我没看出来，真不好意思”。“我二哥特别佩服你，说你上清华了”。

老裴：“我过节去你家了。咋没见你”。

痞子：“我回集体户了。到社员家玩玩儿。”

老裴（疑惑地）：“哎，我听你哥说你也考上大学了？”

痞子：“是”。

老裴：“说是北京的一个大学来着？”

痞子：“是”。

老裴：“北京哪个学校尼？”

痞子：“啊，内啥，钢院。”

好吗，这个家伙真TM坏透了。频了半天是故意拿人寻开心呐！

北医的大个儿不干了。他噌地站了起来，气愤地嚷到：“你敢耍我！”

痞子一看这样也站起来了，准备接招。

这俩人儿其实打不起来。痞子理亏，不会先动手的。大个儿一看就是学生出身，不是好斗类型的人，而且他肯定不是痞子的对手。问题是，两个大学生在火车上对峙是让人笑话的事。他俩需要个台阶下来。这就是我的活儿了。我起来把两个人拉开。每边说两句消气的话。事情就了结了。

车上没人感到紧张，都只管咧嘴笑。

公款回家

1979年的暑假，我决定不回家。这样我可以抓紧时间把数学再好好抓一抓。我前三个学期的数学有很大长进，需要再努把力。此外，还可以整理一下其它课程，看点课外书。

暑假有不少同学没回家。我们每天就是饭堂-宿舍或饭堂-宿舍-图书馆。学习的效率还是很高的。还剩两个星期，眼看就该开学的时候，三楼学生会的老陆来找我，说校团委有一个人想见我。

来人姓杨，看上去挺年轻的，也就三十岁。他说学校有一个紧急公差，要送一个生病的老校友去抚顺，想找一个东北的学生一起去。他听老陆说我是东北人，这是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说如果去的话，人送到就完事儿，然后可以回家，学校给报销路费。我当时很高兴。看书做题一个多月了，计划基本完成了。这时候能公费回趟家，真是再好不过了。我当即答应了这趟公差。

杨干事听了很高兴。我点头之后，他又跟我细说了公差任务的细节。

我们要送的校友是以前毕业的学生，哪个系我不记得了。这个人是朝鲜族人（记得好像姓许），毕业后不久患了精神病。整个期间，他可能是在哥哥家生活的。前几天，他的哥嫂带他到学校来，希望学校给他“解决问题”。三个人在学校没呆几天，他的哥哥和嫂子突然不辞而别，把他丢在学校的招待所。他的哥嫂走了之后，出现了严重情况。这个学长突然不吃不喝不睡觉，坐在床沿上“绝食”了！不仅如此，他还不跟人说话，装听不懂汉话。

学校为此大为紧张。在多次的谈话、动员的努力失败后，学校决定尽快把他送回去，以免在学校里出三长两短。

原来是这样！是要送一个精神病坐火车。难怪没人愿意出这个差！我说的为啥这好事儿能轮到我头上。

不过，我已经答应了接这趟差，不好改口推脱。说实话，我听完详细介绍后并没有犹豫，没有担心。他能坐火车来，不会是一个没法弄的病人。就算真的是个精神病，他也肯定掐不死我。

我收拾了一下，就跟杨干事来到了学校招待所。一进房间的门，这个学长的形象还是给我挺深的印象。这个人有一个长方脸，小眼睛，颧骨略高，薄嘴皮，是一个挺标准的朝鲜族人。他肩比一般人宽，手比我的手大一圈，估计身高有一米八五，比我高。他坐在床上，两手放在两腿中间，嘴微微张开，眼望着天花，身体略前后晃动。他那样子特别向风靡中国的日本故事片《追捕》中到精神病院卧底的杜丘（高仓健饰），除了脸型不一样以外，其他都差不多，包括那木呆呆的表情。

进屋后，杨干事跟他说到：“老许，我们来送你回家！”。老许一点反应也没有，继续望天。杨干事又跟他“商量”了两遍。老许仍然继续望天。

这时，我从腰里掏出来事先准备好的捆行李的绳子，正色地跟他说：“你走不走！”。

他把眼神从房顶移了过来，看了看我，然后慢吞吞地站了起来。

行了，能出发了。他看上去心里很明白，有理智。

其实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他若肯不走，我们是不可能把人捆上车的。

学校给我们派了一辆小轿车送我们去北京站。车好像是上海牌儿的，浅色。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卧车。

一路上杨干事一直神经紧张。他反复跟我说要加强警惕。他担心老许会突然发作，会在中途停靠站突然下车逃跑，会借上厕所跳车，等等。我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老许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平静和温和。一看就知道他没有“暴力倾向”。然而，坐在车里，还是能看出来他跟普通乘客不太一样。他嘴略张开，眼神还是有点发呆，并总往天棚上看。座位对面一位工人模样的年轻人还做鬼脸模仿他半张嘴望天儿的样子。后来他看见我发现了他做鬼脸还不好意思地跟我笑了笑。

杨干事是我的领导。我还是按他的吩咐，一夜没睡觉。开饭时给他买东西吃。没事儿时发烟给他抽。他上厕所，我在门口守着，从门下百叶漏出的光线判断人是否还在。

旅途实际上很顺利。火车开一夜就到了抚顺。杨干事有他哥哥家的地址。到抚顺后，我们很容易就把老许送到家。

老许的哥哥嫂子显得很不好意思，说给学校和我们俩添麻烦了。他们要留我们俩在家吃饭。杨干事是一个没有情面的人。他一点笑容也没有，一点兴趣也没有，一分钟也不想呆。他借口马上回去，指定我留下吃饭。

老许的哥嫂家挺大的，家具很体面，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家的所有房间都是朝鲜族人习惯的“炕”（垫子）。老许到家后几乎换了个人。眼睛也有神了，话很多，屋里屋外跟着忙，跟正常人没多大区别。

中午他家做了几个菜，我跟他一家三人喝了一顿酒。在酒桌上，他哥哥给我讲了老许的故事。

老许一家兄弟五个。老许是老五。他哥哥说，他许家是抚顺朝鲜族人的名望家族。他家年岁大的人都很早参加共产党的工作。老大老二都身居要职。他家的老三老四都是大学毕业，在抚顺干得都不错。这个哥哥是老几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他在抚顺的一所学院当院一级领导。

老许是家里的老小，所有的人都疼他。他自己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是抚顺当年市里的最好的中学的尖子学生。他家庭背景好，个人又聪明，周围所有的人，尤其是朝鲜族人都夸他，都说没人能比他，都说他有大出息。他哪年考上清华我记不得了，反正是64/65年毕业。

他的问题出在上学期间。班里的同学都是各地来的学习尖子。他到学校后发现自己不但不是尖子，还是班级里成绩很靠后的学生。没有了夸赞，没有了好学生的优越感，多了学习的压力，还有孤独，此外环境中朝鲜族人少了，等等。他慢慢病了。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得了抑郁症。在上学期间，他的病逐渐严重，影响了学习，还影响了性格，最后，他没有做好毕业实习，论文没有通过，没能毕业，拿到的是肄业证书。后来，他被分配到一家国营设计单位做描图员。这时，他最后彻底崩溃了。他在实习期内得了精神病。

单位找清华“退货”。清华说学生派出一概不退不换。悲剧就这样酿成和发展的。

那天没少喝。糊里糊涂地去车站，一路醉醺醺。后来的事儿就不表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初，我国对越南失去了耐心，进行了自卫反击战。记得开打那天，学校在大礼堂开会，由校长刘达传达文件，向大学生们交代这个对外开战的重大决策。我记得学生的反应好像不是特别大。还记得在同一次会上校长还传达了邓大人关于评价毛主席的一个谈话，好像就是三七开的那个谈话。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得不很漂亮。没起到振奋国人的作用。记得当时曾经有通报说开战前一天，昆明的部队大院儿里家属哭成一片。有高级军官为此受到处分。

我有个插队同学那年在徐州的一个军校上学。他第二年路过北京时带了很多资料。资料显示，我军长时间不打仗，各级指战员缺少起码常识。战斗发起的前一天，我军各个部队在前出方向的我方一侧的一个山头上设了三十几个观察哨。舟桥部队甚至在架桥的位置上提前一天就开了舟桥用的槽。结果第二天发起进攻时我方过桥的第一辆坦克就被越军埋的地雷炸毁在桥头。尖刀部队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

资料还反映了当时的解放军干部老化（带兵冲锋的连长大多近四十岁），知识老化，装备落后，技术落后，战法落后，缺少训练，缺少经验，等等。

对越自卫反击战本身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殊死搏斗的双方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然而，两边的士兵应该不是怀着为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崇高理想去战斗的。这场战争反映的是民族利益的冲突。这说明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对越自卫反击战当然也有积极效果。从对外的影响上看，我们还是给了越南一点教训。当时参考消息报导的外电说，这场冲突让越南再次明白，亚洲的皇上还是坐在北京。对越自卫反击战暴露了军队建设上的问题。这给邓大人整顿军队提供了口实。

○投机革命

化工系七字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入学前就在工厂农村入了党。一班入学时有两个党员。一个是马晓龙，一个是唐森。还有一个郑元锁是预备党员。马晓龙和唐森两个人上学前都是插队知青。郑元锁入学前是在陕西省芮城县风陵渡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

入学后第二学期化七学生党支部把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人是马晓龙。后来我入党时的两个介绍人是马晓龙和唐森。

记得马晓龙入学后不久在一次聊天时说，学生党支部第一次开会给了他巨大的冲击。这次党支部会是一次生活会，议题是如何在大学里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马晓龙说，会议上有一位党员发言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时，马上有一个党员驳斥道：“放屁！”马晓龙跟我说，“哎呀，这是第一次体验党员活动的直率和火药味儿”。

我还没有入党，就对化七党员的活跃产生了深刻印象。

经过两位介绍人的努力和组织的考察，1979年初，吸收我入党的事儿上了日程。

党支部对发展我入党是非常慎重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支部大会召开之前，马晓龙多次找我谈话，提醒我应该注意的问题。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是欧阳颀。支部大会之前，他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

欧阳是北京人。他思想敏锐，见多识广，上学前在延庆插队，好像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我记得他跟我谈话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我为什么要入党。欧阳说话很有特点。他不像广播、报纸和其他人那样把共产党简称为“党”。他一直在用“我党”一词。记得他说，那十年给国家造成巨大破坏，使很多人蒙冤受屈，这些大大影响了我党的形象。他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在我党声望如此低的时期要求加入我党”。

欧阳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要提醒我这样的优秀青年，要看清楚、想好了，是不是真的要加入“我党”。实际上，欧阳是想看我对那十年有怎样的思考。那时，我党对历史问题尚未做出结论，对那十年和毛主席都没有作出评价。社会上对毛主席的功过，对那十年的评价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我党也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印象里我的回答有这样三点：第一，那十年主要是被人破坏造成的。第二，那种破坏损害了党的形象，但我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核心力量。第三，我党是一个“干事儿”的组织，就是领导人民建设四化的集体。我立志建设四化，所以就要投身到组织中来。

估计欧阳对我的回答的前半部分很不满意，对后半部分基本满意。欧阳说了，对历史问题，我党还没有结论，所以也没法设框框，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想他跟我谈完话后的印象应该是：此人没有政治敏感性，不善于独立思考，只有盲目的热情。但是，此人的基本材料还可雕，凑合发展了无害于我党。

欧阳还给我留了家庭作业，说要我在党支部大会上讲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了，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议题全党全社会都在争吵，没有定论、没有标准答案。他说，你不要紧张，只需要你去思考。

这个家庭作业看上去不很难，但实际上非常难。打倒了那些，开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多认识上的事儿实际上都不确定了。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答案好像不能从那十年编写的教材里面找。那从哪里找呢？如果不从权威的官方的文件里找答案，我自己能造出来答案吗？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本事。还得找。

我当时手上有两本我自认为可用的书，都是我妈妈给的。她是学历史的，后来阴差阳错地被派到农业学校教政治。这两个材料一个是〈联共（布）党史〉，是苏修写的；一个是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时，我党的左派大理论家们写的“九评”，是我党自己的文件，但形成于那之前。第一本书有点绕，也不太切题。我还是从第二份材料里找点感觉。这第二份材料我上中学时就读过至少两遍。插队时又读过一遍。我觉得这是最高水平的大批判稿，当然也受其思想的影响很深，批邓时曾有所借鉴。这一次，我又通读了一遍，并侧重读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我当时认为，“九评”中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适用的。我对党支部大会上的答辩是有信心的。就这样，我实际上是拿着这些左派理论家的观点来应试的。

党支部大会是1979年6月21日举行的。我实际上已经对那天是21日还是22日有点拿不准了。我同时还记得那天是夏至，而万年历上显示1979年的夏至是6月22日。那天白天全年级停课一天，到清华院墙北面的农村支农劳动（收割麦子）。那天很早就集合出发了。记得是四点集合，开始干活后太阳才出来。

党支部大会是麦收后晚上进行的，地点在工物馆。听马晓龙说，这是清华第一次在七七级新生里发展党员。本来全校一共有两个要发展的新党员，一个是我，一个是工物系的。由于工物系的学生在外调/政审方面出了点枝节，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那天的支部大会比较晚才开，开始时已经快八点了。除了化七党支部的党员外，系党委学生组的老师，包括刘述礼老师，还有校党委的方惠坚老师都来了。化七来了不少入党积极分子。六字班学生党支部也派人来旁听。这个支部大会比我后来的毕业论文答辩隆重多了，严肃多了。

党支部大会按照常规进行。大会的内容的很大一部分我曾经一直印象深刻，但现在基本都淡忘了。我记得支部大会有一个“答辩”期，内容就是对现实中重大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欧阳给我派的家庭作业。我记得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不同，但社会主义应该有如下特征：第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为思想基础，第二是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第四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第五是啥来着我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是五个特征）。我不知道在座的党员怎样评价我的观点，估计会有人认为我的观点比较左。估计欧阳不很满意。不过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接着盘问我。会议最后阶段自由发言时，六字班学生党支部派来旁听的一个大个儿（分六的）发言，夸奖七字班党支部办事严谨，程序正规，还夸奖我这个新党员不但有跟工农结合的经历，还很有理论水平。

方惠坚老师和刘述礼老师都讲了话。讲话的内容我已经淡忘了。

那天的会议时间拖得很长。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的几次发言都太长。最后大会结束时已经是十一点了。我想那些旁听的同学一定觉得非常没劲。

关于对那十年的认识，我是拿“破坏”的观点过的关。后来发展党员的要求提高了。记得有一次发展党员，被发展对象还用“破坏”论来解释那十年，结果支部没让他过。记得当时欧阳在支部会议上说，那十年是我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左倾错误，这已经有了定论。这样认识水平的人不可以入党。

1980年我转正前给支部写的思想汇报的内容我还记得，是关于在中国实行普选的思考。这是支部指定的思考题。我拿我插队的村子作为样本，对普选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我的结论是，西方式的普选不适应中国国情。我估计支部里的党员会有人不这样认为。但是，化七党支部发展我就是要看到一个有独立思维能力的新党员的成长。所以，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照片：本人和入党介绍人马小龙（右）

○国内政治

1979年国内的“拨乱反正”和改革两方面都在艰难地前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79年发芽并取得初步成果，1980年“燎原”的。安徽的试验本身事实上宣告了二十年农村集体化试验的失败。

记得农村的变革当时曾经是化七党支部的议题。

我本人是积极支持改革的。这样的判断是建立在我本人对农村的了解的基础上的。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根本没有劳动的积极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样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须打破。用实践来检验，这个制度意味着落后和效率低下。社会主义的农村肯定不应该是这样。这个结论是成立的。然而，社会主义的农业应该是怎样的呢？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方向吗？不能确认，至少没有所谓的“一大二公”的特征。也就是说，在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事物时，举手赞成农村改革；在用“传统”的、一事当前先研究“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判断事物的话，对农村改革的方向和性质心存疑虑。

我想，很多人对农村改革的态度跟我相仿。人们对集体所有制的效率低下已经够了。在这个制度下，农民很苦，城里人也苦。“姓社姓资”的争论已经没有意义。此外，一般人不认为农村改革触动了这个国家全民所有制的根基。所以，农村的改革在城市里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或者说被容忍了。

农村的改革在1979年就见到了成效。1979年，食品类物质供应有明显的改善。过去见不到的农副产品逐渐多了起来。不过，引进资本主义因素是有不利后果的。我印象里，那年秋天，政府第一次宣布猪肉提价。涨价前一天，我跟姚力几个人还特意吃了最后一次便宜肉。

小康社会

记得1978年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我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周总理在世时提的，现在是重提）。这个宏伟目标激励了人们的热情和“斗志”。

然而，刚过了一年，就是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改口了。他把这个目标修改为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提法一出来，就引起广泛议论，包括化七学生党支部的党员们。

“四个现代化”是以国家的实力作为强国标准和努力方向的，因此是宏伟的，激动人心的。“小康”社会是以现在所说的民生水平作为强国的标准和努力方向的，而且这个目标不是“富裕”，不是“发达”，仅仅是“小康”。这个目标与原来的目标相比一点也不宏伟，不鼓舞人。这就是说，我们要努力奋斗去争取来的就是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日子。听起来一点也不崇高。

“小康社会”是化七党支部一次学习会的一个议题。记得当时有人对更改奋斗目标表示不理解，有人对新目标的表述不以为然。记得四班周湧解读“小康社会”的含义时说：“什么叫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就是你中午如果吃了肉，晚上就不能再吃肉了”。

对“小康社会”的提法，不少同学不适应。我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其中的差别。大家一论，我也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也感到不太适应。现在回头看，邓小平修改奋斗目标是正确的。他站得很高。

审判“那些人”

审判“那些人”大概是1979年的事。这件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但是，由于庭审内容不公开，老百姓并不知道过程的细节。

在对毛主席的评价，对那十年的评价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没有做出结论的情况下，在我国相关法规严重不健全的背景下，审判“那些人”的难度是巨大的。但是，这是一件得人心的事，除了“那些人”死党外，应该没有人对审判“那些人”这件事的正确性有疑问。

审判“那些人”是顺应民心的重大举措，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环节。

四项基本原则

记得当时听东北家里的人说，大庆搞了一个“讲清楚”运动。这个运动的内容就是让那十年当中打过人、整过人、诬陷过人、迫害过人、尤其是至人家破人亡的那些造反派们出来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干，谁让你这样干，等等。受了伤害/迫害的人像刚解放土改、镇反时那样站出来倒苦水，控诉。

这个运动后来被叫停了。

要改革，要摆脱极左路线，必须否定那十年。要推动这些，需要群众的觉悟。然而，这方面的动力如果过大，失去控制，则这种清算、追究最后可能会把火烧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上来。火不能灭了，也不能过旺。必须清算过去，又最好不纠缠过去。这个火候不好掌握。当然，现在回头看那个年代和那个环境时更能看清楚这个难度。当时，烧过火的现象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自由化的思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要引导人们适当少纠缠过去，而把注意力放在未来上。除了结束过去，我们还要开创未来。对于面向未来，困难的程度是同样大。

邓小平的改革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如果说这个改革有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应该是“实事求是”。然而，“实事求是”实际上不是革命理论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方法论。

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唯一的伟大而不倒的立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能帮助人们以正确的态度认识走过来的路，总结经验教训。这样的认识过程得到的产物往往是“猫论”的逆定理，就是“捉不到老鼠的猫一定不是好猫”。在当时看来，中国自己的试验所积累的大多是教训。就是说，从自己的经验找不到能捉老鼠的猫。唯一的出路，也是“真理标准”论的最终指向，是从资本主义体系里去找能捉老鼠的猫。

那么，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能让人心稍安的一个解释是，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生产资料仍然公有，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属性没有变。

化七党支部就改革、拨乱反正进行过很多思想交流。很多同学对时事大政有很深刻的认识。毫无疑问，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思考的一代”。

通过多少年的灌输，在我的脑海里确立的根深蒂固的认识是：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第一次在伟大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是“自觉的革命”。那十年证明了这个伟大实践出了问题。实践证明伟大理论是有缺陷的，或者说伟大理论缺少操作层面的细节。所以，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了指路的明灯，剩下的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里，同样的困难又出现了。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是正确的。

如果否定马列的著作对当前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而只承认“实事求是”的精神，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以往所有的理论和实践的怀疑和否定。而这些将最终动摇“帝国生存的根本”。所以，要顺利进行拨乱反正、搞好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我党的领导，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拘泥于革命导师的表述（不然将无法拨乱反正）。

然而，用过去极左的观点来看，那种声称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衣钵，同时却不遵守导师们的教条，要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行径是彻头彻尾的“某修主义”。不过，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教条不十分重要，通过实践检验行得通的都可以被确认为是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都让像我这样的在头脑里即有陈旧理论和思维定式同时又接受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真心拥护改革的人不时感到困惑和纠结。我这个负责批邓的生产队长的头脑里还残存有一定量的极左教条和“那些人的余毒”。我能跟上“主流”。党员会上我没有乱说过，但偶尔自己“瞎想”。

1979年，我党及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对于保障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绝对是必要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时，我还没有加入我党。我对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赞成的。我坚持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不能改变的。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个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是不需要质疑的，是不需要再用实践来检验的。

○团委书记谈话

记得1979年第二学期期中的一天，三层学生会的人通知我下午到三楼，有人找我谈话。我到三楼的一间空宿舍里（当会议室）见这个人，他说他是校团委书记贾春旺。

贾春旺身材不高，一副学生干部样。他向我了解一班学生的基本情况，学习生活情况，并跟我聊学生的思想动态。我当时是刚入党的新党员，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这可能是党派人来考验我。不过考验不考验不是很重要，又不是送我上前线。

贾春旺跟我谈到了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谈到了党当前的任务和学生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我也跟他讲了我所了解的化七学生的思想动态，尤其是我们一班学生的思想状况。在我看来，化七同学都在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这叫把被那些人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同学们在业余时间里并不十分热衷于讨论政治。我没有感到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潮对学生有多严重的侵袭和影响。我跟他说，在化七的学生里，议论政治的圈子是化七党支部。我说我认为化七党支部的政治气氛是健康的，积极的，至少我在里面受到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我说如果讨论学生思想动态、讨论学生思想工作，可以找化七党支部的几个主力大腕谈。他们的水平高我好几个数量级。

贾春旺对化七党支部没有兴趣。他跟我探讨在化七的学生中讨论社会热门政治话题、认清学生本职工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他有点怪。我不是团支部书记，要组织团员开会，找我就找错了。如果组织全班开会，他不是我的领导。我只听命于系里的领导，例如刘述礼老师。我觉得他这是瞎耽误工夫。说实在的，我一直认为，共青团的任务不过就是“贴标语造谣言”。学生思想工作是党的事儿。我觉得他来了解情况，我给他介绍就很不错了。我跟他说，他考虑的课题还是最好拿到化七的党支部来。党员们有政治敏感性，有经验，有水平。

这次谈话就是一次情况介绍。我想我给他提供的化七学生的情况对他还是有用的。

○其它

伊朗伊斯兰革命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赶走了国王巴列维。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伊斯兰革命”的含义，只是经常关注参考消息上的有关报道。当时，德黑兰的大学生们包围了并封锁了美国住伊朗大使馆。我记得参考消息上登了照片。使馆门前站满了背着双手的人高马大的伊朗青年。还记得报导说美国派海军陆战队去解救人质，结果运送士兵的直升机在中途发生碰撞，无功而返，十分丢脸。后来听说卡特因为这个失败而没能连任总统。

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首先让人想到的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当时感觉苏联人比较蛮，想修理谁就修理谁。不过捷克与阿富汗不同。捷克好赖是华约成员国，出兵好像有借口。苏联出兵阿富汗应该是赤裸裸的侵略。

当时中国加入了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阵营。中国为此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那年中国在北京主办了一次国际田径邀请赛。这应该是为了给未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一次比赛的机会。邀请赛是在北京工体举办的。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开幕式。还记得在看台上看见裁判员队伍穿的是红色制服上衣和白裤子，最前排的排头领队的裁判员是清华的夏翔教授。那次邀请赛非常不成功，没有人出好成绩。相反，据说莫斯科奥运会出了不少好成绩。

当时没人能想到苏联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在阿富汗陷入战争泥潭，并以失败告终。也没有人能想到阿富汗战争对世界政治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后遗症能持续到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

三好学生

由于表现好，本人在1979年当了一次校级三好生。除了第四学期期末在大礼堂门前跟校领导合影（所有三好生合影）的光荣外，1980年还被安排到北戴河参加了一次首都高校三好生夏令营。这是在清华五年得到的最高奖赏。

第四部分后三年

○竞选

1980年最热闹的闲事儿（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正事儿）应该属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选人大代表应该是1980年下半年的事儿，说是给清华学生两个代表名额，通过普选产生。

这个选举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刺激人们敏感神经的话题，至少没有刺激我本人的神经。我不记得这项工作是啥时候启动的、是怎样启动的，只记得过程轰轰烈烈，非常热闹。

不清楚学校为这个选举是否成立过啥官方的工作班子。主要工作好像是学生会操办的。一开始应该有一个候选人自荐和登记程序。然后就是候选人与选民见面，阐述竞选纲领、回答质询的机会（通常在主楼后厅举办这样的发布会）。我当时三年级的课程比较紧，没工夫听太多废话，但有好奇心参加部分活动。

从当时了解的情况看，自荐的候选人都是非常有阅历，非常有思想，非常能侃的学生。不管我能否同意这些人的观点，这些人的水平和能力都肯定在我之上。

听几次讲演，感觉听众有一股比较大的“逆反心态”，欣赏敢于讲话的人，对各种刺激性言论兴致勃勃。好像九字班的学生这种反应强烈一些。一些做讲演的候选人也非常敢于发表意见，甚至拿用罢课、示威的方式跟当局做斗争当噱头，吸引眼球。例如，有参选人讲演一开始首先宣称自己祖宗三代没有GCD。这样的开场白会得到台下热烈掌声。还有候选人宣称自己的父亲死于那个时期，所以跟GCD不共戴天。

面对人大代表竞选这个新事物，化七党支部召开过几次会议。党支部会议认为一些竞选候选人的思想不健康，发布会的风气也不对。面对这样的竞选形势，党支部认为应该组织党员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竞选。经过讨论，党支部决定由欧阳颀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整个党支部作为后援。

有党支部的决定，欧阳报名参选了。

欧阳见识多、阅历广，敢想敢说，是不可多得的人选。

欧阳不负众望，在竞选说明会上表现耀眼闪亮，得到了大量选民的欢迎和认可，也得到了化七党支部全体党员的一致赞扬。

作为后援的化七党支部有众多大佬。化七党支部的多数党员都比我年龄大，人人比我阅历广、水平高。书记童琨是陕北老知青，绝对的马列主义政治家，实干家。他是三班的。党支部里还有二班的程宜荪，四班的周涌，五六班的路书奇、刘莹等老大哥老大姐。这些都是思想敏锐、见多识广、有理论、有实践经验、有修养，又功课特别棒的又红又专的尖子人才。我刚刚转正，在党支部里边没有插嘴的机会，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

说句实在话，我在清华念书的五年时间里有几大收获，其中之一就是在化七党支部学到的东西。

党支部在此期间经常开会，为欧阳分析形势，出主意。努力的效果非常明显，欧阳在最后的选举中名列第三，把跟共产党不共戴天的那位参选人压在了后面。这其实是化七党支部原来设定的最主要的目的。这个目的达到了。

当选的两位人大代表一位叫顾立基，是电机系的。另一位的名字不记得了。两位都是知识+稳健类型的。那些言辞激烈、威胁罢课的参选人都被淘汰了。据说海淀区其他学校选出来的代表都偏自由化。这说明清华的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不太一样。用中性的词来标注的话，可以说清华的学生相对比较务实。

后来听说当时曾经出现过高效学生跟当局找事儿的苗头。据说清华的两位当选代表的保守搅黄了当时可能箭在弦上的学生运动。不过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传闻，没有证据证实。

再后来，几十年后，欧阳曾经披露过当时不为人知的细节内幕。他说当时面对“严峻的”竞选态势，清华北大学生的主流派在校际层面还是有接触的。这说明两校的学生工作部门当时都非常重视这场竞选运动。

两边的工作最后还是五道口这边取得了成绩。想必有人为此受到了褒赏。

学校里还有一个竞选活动。那是校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大热门是工物系的林炎志。这个竞选功利气味比较足，吸引眼球的噱头比较少，学生的兴趣也相对小多了。于此同时还有个别系学生会也搞竞选，吸引人注意的是计算机系的楼继伟和张羡毓。

记得一天午饭后我在十二号楼的三楼楼梯口看见几个九字班的学生一边走楼梯上楼，一边谈论刚刚在九号楼看过的计算机系的竞选小字报啥的。只听见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哎，你说计算机系那家伙叫张啥？”另一位答道：“我也不知道。就叫张次硫吧！”

嗐，你说说，清华学生也念白字。

嗐，那个年月谁还不念几个白字。

你说那个时代“那些人”害了多少人。

○讲座

记得1980年年初（应该是第四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寒假前），校学生会在主楼后厅举办了一期讲座，纪念伟大科学家、哲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年，报告人是中国科技大学方励之教授。那天主楼后厅座无虚席，过道上也站满了学生。

方励之口才很好，报告非常精彩。听报告的学生为报告内容所打动，也被方励之的风采所倾倒。

记得那天下了一场挺大的雪。报告散场后，空气特别的好。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东操场跟宿舍楼区之间的篮排球场上，学生们堆了几个雪人。这其中有一个雪人的上部实际上是一个雪雕。不知道是哪个系的同学用雪雕了一个爱因斯坦头像。这个头像雕得水平非常高，惟妙惟肖。跟我一起走的陶海心感叹到，咱同学里真是藏龙卧虎，真是山外有山。

方励之的报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相对论热。不少同学仍掉了主课，开始研究物理，研究薛定谔方程。我也进城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的盗版书店买了两本普及型的书看。不过我没有对这高深学问产生更多的兴趣。

1980、1981这两年，校学生会请来了不少有意思的人，办了不少非常有意思的讲座。

一个讲座是关于人才的。报告人是《人才》杂志社的主编姓雷，好像叫雷振效（不能确认名字是哪两个字）。他的讲座也在主楼后厅。那个讲座我没有去，陶海心去了。陶海心回来说主楼后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陶海心说，雷很有风度，他敞着怀，在台上学生让出的小块儿空地上一边来回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讲。陶海心说，雷的观点是颠覆性的。他所主张的其实就是个人奋斗。他的理论是，所有的人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就进步了，国家就发展了，富强了。他主张，人一事当前必须先考虑自己。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一定曾经流行过。当年给日本人当走狗的汉奸一定都是这样为自己解释的。那些被打一个耳光就出卖同党的叛徒也一定都是这么想的。他的理论跟我的人生信条是不相容的。

学生会还请过铁道部的一位司长在大礼堂做报告，讲铁路发展面临的问题。那天我去了。大礼堂座无虚席。这位司长讲得比较平淡，不像方励之讲话那样有煽动性。但是，该司长讲话的内容都非常实在，没有任何废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讲的两三个技术问题。他说，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铁路发展滞后的制约。要发展铁路，一个办法是多修铁路。但这样做要有大量投资，而我国现在没有钱来搞这样的大规模铁路建设。此外，修铁路还要有一个长的建设周期。他说，发展铁路的最简便的方法一是提速，一是重载（加大列车长度或载重量）。他说，提速很难，因为我国的现有铁路的路基设计标准低，车速没法提上来。要提速就得提高路基标准，拉直弯道。这也是投资大、工期长的路子。加长加重列车也难。他说开重载列车的条件是有高密度钢轨。我国的钢轨是50公斤的（每米），而开行重载列车要求换70公斤的钢轨。可惜，我国当时轧不出来70公斤的钢轨。此外，开行加长列车还有一个技术难题，就是现有的技术不能实现所有车厢同步刹车。如果挂车厢多了，在刹车时会发生前面车厢刹车，后面车厢刹不住而向前冲、在前面车厢上堆积木的事故。他寄语清华的学生，要好好学习，四化建设有数不清的难题要等我们来攻克。那个讲座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当时在国家经委当司长的朱熔基也是在大礼堂做的报告，内容是国家经济形势。那天大礼堂也是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朱学长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讲了不少报纸上没有的国家内部信息。记得他特意说大学生有资格了解这些不公开的信息。他很善于表达，讲得也非常精彩。

○波兰团结工会

八零年夏天，波兰开始闹工潮。波兰的工潮是对我影响极大的一个事件。我想，这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乃至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

记得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说，波兰格但斯克的一个船厂的一个叫瓦文萨的电工牵头搞了一个独立的工会，叫团结工会。这个瓦文萨和他领导的团结工会跟波兰的“党”和政府对着干，通过罢工来跟政府做政治斗争。

波兰发生的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学生们的关注。

这个事件的最大看点，也是最引人深思的一点是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发生矛盾和斗争这一现象本身。按照当时的认识水平，这样的事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工人阶级队伍里混进了阶级敌人，是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团结教育大多数，让他们擦亮眼睛。再孤立打击一小撮坏人。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

记得波兰工潮爆发后不久，校学生会从新华社请到了一位常驻东欧的资深记者在大礼堂做报告，讲波兰问题。这位做报告的嘉宾是一位中年女同志。她对苏联东欧的历史和现状非常了解，讲得也非常清楚非常好。她的报告的要点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波兰的领导层一直想把经济搞好。他们早就有开放政策。波兰已经多年搞引进资金技术，力图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波兰的政治体系里，工人的政治地位被抬得非常高，好像是军人-工人排最前面。国家的很多政策制度都是围着工人的利益转的。工人势力大、脾气大，在波兰地界上一直就是“爷”。

印象深刻的第三点，是波兰的宗教势力非常强大（应该是天主教）。共产党的书记好像也得敬红衣主教三分。我记得她说党员也可以信教。当时的教皇就是波兰人。

记得记者说是上面三点的合力导致了问题的爆发。问题的起因是经济政策失败，引进技术和资金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本付息的期限到时，波兰没有能力用引进的技术资金项目创造的收益归还外债。不得已，政府用国产的唯一换汇产品（农产品）去出口换汇还外债。这样做引起了供应紧张。政府不得已提高物价，结果引发工人不满，最终导致问题的爆发。当然，爆发矛盾的诱因不止这一点。

记得记者说，波兰的工潮应该有境外敌对势力插手。这时，苏联按照其一贯做法应该出兵干涉，灭掉团结工会和瓦文萨。但是，苏联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这印象深刻的第四点是，记者说，苏联没有出兵干涉，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军事手段有限，也不是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上的困难，而是由于经济上的顾虑。波兰在苏联东欧阵营里是生活水平排第二的国家（东德排第一，苏联第四）。苏联派兵干涉后，一旦西方制裁，导致波兰经济困难深化，苏联养不起波兰人。

波兰事件是一堂最生动的“党课”。我想它一定引起了全党的思考。我揣摩，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与波兰教训有直接的联系。你不解决发展的问题，你可能就得下台，即使你宣称你代表赶你下台的人的利益，即使你把他们叫“爷”。

○南斯拉夫的全民自治制度

当时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也比较活跃。记得当时的一个热门研究对象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东欧阵营的国家里比较有个性，或者说是一个另类。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也比较宽松。这些都受到了西方的欣赏。因此，南斯拉夫基本能左右逢源，在东西方两个阵营里都有朋友。

当时书店里卖过对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研究的书籍，很受欢迎。我曾经买过两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其中一本是研究南斯拉夫的全民自治制度的。这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民主和自治的思想。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完全是由于《九评》中对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批判得太尖刻了。

记得书中说南斯拉夫从上到下搞非常彻底的民主自治。南斯拉夫国家分六个自治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就是科索沃)。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治地区的联盟。南斯拉夫在各自治共和国内部再按地区搞自治。工厂、学校等等也搞自治, 甚至军队也跟一般国家的常备军不太一样。铁托的思想是让公民享受充分的民主, 让各民族在充分自由的基础上和睦相处。

记得当时的参考消息也登载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情况的介绍。有一篇文章是外国记者描写南斯拉夫的。这片文章的大意是南斯拉夫在大量引进西方的技术, 并同时在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表象上看，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大杂烩。文章最精彩的描述是说某市共产党党委书记办公室的墙上并排挂着马克思的像和裸体女人画。

后来, 苏联垮台,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 南斯拉夫不再是西方阵营的宠儿和优秀生。南斯拉夫当初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个性和其政治体系中的自由度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南斯拉夫成了新的欧洲政治版图中的另类。

现在看来, 铁托搞的民主自治制度的得以存在和发展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外部环境的稳定。他肯定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 南斯拉夫会在内外压力下分崩离析。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搞民主和自治并同时维持统一和强大应该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

○主课和课余爱好

数学课一共上了4个学期。到79年下半年第四个学期，我自我感觉数学有实质性进步。大学五年的主课里，我同样下力气学的还有有机化学。

从1980年开始，我开始增加了点课外爱好。其实，班里不少同学早就自己在设计和实施课外的学习计划，我算晚的。我自认为自己综合性基础太差，补充知识基础是我将来毕业上班后能做好工作的重要基础。

我没有像不少同学那样把外语作为课余学习的重点，而是先大补历史。这个选择的原因之一是我爹妈都是科班学历史的，而我自己的历史知识几乎就是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事。当然，这首先是“那些人”破坏造成的恶果。我在中学学的历史只有我党成立以后的革命史，在加上一点鸦片战争，一点中日甲午战争等。

我陆续从图书馆借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书籍，还订了历史方面的杂志，决心要恶补历史。记得我借的第一本历史书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学者写的《东北史》。

相比来讲，我的课余学习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抓得紧。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想必收获也没有其他同学那样大。历史之后，我又跟风对经济和管理产生了兴趣。后来我逐渐把业余爱好切换到了宏观经济、贸易、金融上。再后来，在最后一年开始的前后，教研组的吕老师特意跟我说要抓英语。我理解这暗示我将来毕业分配方向的工作与外语有关。所以，我最后一年的“课余爱好”就切换成了英语。

我选的这些课余知识一旦开始“学习”，都让我着迷，放不下。课余爱好逐渐影响了我对主课的兴趣和动力。

从四年级开始，我隐约觉得在专业课方面我跟其他同学的差距又开始逐渐拉大。

○辽化实习

1981年，化七一到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的辽化的聚乙烯车间实习。

辽化的实习对我来讲非常重要。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工业生产设备。第一次对工业装置和流程做直观的了解。我那次实习非常认真。我按老师的要求爬了所有的塔，钻了所有能钻的部位，把所有的装置和连接关系都搞清楚并画了草图（事先没有发流程图）。这对我后来从事的工作很有帮助。

在辽化实习时，我还干了一件稍微大胆一点的事。

一天，我跟陶海心商量到热电厂转一圈。他同意了。我们先去看热电厂的锅炉。一进锅炉的厂房，我就被锅炉的规模给震住了。锅炉真够大的，厂房有多高它有多高。印象里这锅炉有四层楼高。厂房里的风机、泵和锅炉本身都发出巨大的低音噪音。站在锅炉前，看着熊熊的炉火，感觉着锅炉输出的巨大动力，我突然觉得一个人的肉体的脆弱和渺小（没有为锅炉是人发明和制造的而产生自豪）。具体的说，如果这锅炉发生意外，那在他附近的人将没有任何机会。

我跟小陶都没有兴致多呆，就转过厂房到了双曲线凉水塔旁。我们来的时候曾经商量好要爬其中的一个塔。我们到了塔下，忽然觉得这塔其实挺高的，怎么也得有二三十层楼高，七八十米。这塔身是双曲线型的，外面的梯子是近乎直立的，而且仅仅是光秃秃的C型把手，没有防护圈。陶海心到了塔下面就犹豫了，他说不想上了。他还劝我放弃。我其实心里也有点含糊，但是已经说了要爬这个凉水塔，发现塔高了就退缩是不是显得太胆小了。此外，感觉爬上去也不会用太多时间。所以我还是决定上。这样，陶海心就在下面看着我爬。

爬梯子本身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也不太恐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爬得还比较快。但是到后来还是出了点问题。由于塔比较高，身后又没有任何依靠的东西，每爬一步都要确认脚踩实了，手抓住了，而且要确认铁把手本身是牢固的。如此操作，到了一大半的时候，觉得手很累，腿也有点僵硬。我还剩四分之一时停了下来，心里犹豫是否应该见好就收。后来还是觉得就差最后一截儿了，还是铆一铆劲儿不留遗憾，就继续攀爬。后来，听陶海心说他看见我在上面不动了，心里紧张到了极点。我费了好大劲爬到了凉水塔的上沿，把头探上去看，只见水汽腾腾，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我其实一路上心里就不是很塌实，到上面也没有任何有意思的东西。总的说来，就是除了风险，没有别的。摔到塔外边和折到塔里边都没有好下场。我没敢多停留，歇了一下就下来了。现在看来，爬凉水塔是卤莽的行为。那时我还在年轻气盛的多动期内。我下到地面，陶海心总算松了口气。不过他也没有埋怨我。

这次实习让不少同学重新认识了东北。记得出发时，唐森就问过我是不是高粱米不好消化，不好吃。其他南方来的同学都对实习期间的伙食做了坏的打算。然而，火车过了锦州后，我记得是邓建元首先注意到车窗外竟然是水稻田。这让不少南方来的同学很感到意外。到辽化后，我们吃的是工厂的食堂。这食堂的饭菜水平跟吉化相比不止是天地之差。但即使如此，食堂的主食绝对是上好的东北大米。

班里不少同学还第一次“发现”了街上小摊卖的朝鲜冷面和泡菜，第一次见到有轨电车（鞍山），第一次体会东北银的热情。你在街上问路，当地人会带你走，一直送你到目的地。

当地的口音也挺有意思的。第一天进厂，厂里派一个班长带领我们这些师生转车间。在一个设备前，小班长介绍说，这里是银孔。带队的高万良老师很熟悉工业装置，他皱了皱眉头，听懂了，这个“银孔”是“人孔”（检修用的）。接下来的一个车间，小班长指着双螺杆挤出机的机头部分讲解到：“这里四五点儿四甲液”。高老师又皱眉头，没听懂也没猜出来。他问到：“这个地方还要加啥液呢？”小班长说：“甲液。就是甲液。用电甲液”。这回听明白了。这个地方是“五点式加热”。

凉水塔（图片源自网络）

○考研

化工系学制五年，本应该是八三年春毕业。最后实际上是1982年11月毕业。从1981年开始，不少同学都切换到了考研的状态。七字班的学生不管是四年半还是五年制的，都可以参加四年制学生毕业时的考研。

我一直没有做这样的切换。我觉得我念书念够了。我觉得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了还让爹妈供养念书是不合适的。不过，我当时当真不知道研究生还有工资开。不过，如果我知道了研究生有工资，我也可能仍然不考。我当时当真想上班工作。

后来，我在考研报名截止日前不久还是启动了考研复习。这一改变主要是爹妈压力造成的。爹妈给的压力是他们自己面对的面子上的压力造成的。我当年考上清华，爹妈感到很有面子。现在到了考研的阶段了，院儿里在其它学校念书的学生都在铆劲准备。我这样胸无大志，让爹妈非常没有面子。

我当时对我自己的实力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我觉得凭我平时的成绩和这样仓促上阵难以取得“成功”。但是，既然要考，总得考虑成功率，这可能得钻点冷门。这样，我在报名时选了南京林产研究所林产化学方向。

我的考试是在去香山的方向上厢红旗附近的林科院进行的，考题是南京大学出的。考试一共五张卷子。我的总成绩是三百分整，刚刚及格。我记得数学得六十多分，英语七十多分，其它三门（包括政治）全不及格。结果不难预见，这次没有农村大婶给我送录取通知书。

如果当年考上了，我现在可能是在南方某地做地板菜板的企业干事儿。

○最后一年

最有意思的课程

大学五年里最有意思的课程是五年级第一学期的化工经济学。这门课的授课老师姓苏，据说他在化工部当过一段时间的官员。

苏老师讲课没有现成的教材。教材都是他用自己搜集的信息编写的。苏老师讲课的内容十分丰富生动。这门课没有人逃课，没有人打瞌睡。所有人都兴致勃勃。

苏老师讲经济学经常拿日常生活的事做比喻。记得他讲经济效益时用学生日常用功做比喻。他说，不少人非常用功。过去就有个说法，叫头悬梁，锥刺股。苏老师说，人都困成那样了，就应该睡觉。用锥子扎自己又能看下去多少。他说，学习的成果要拿收获来衡量。这个收获不等于时间的堆积。收获是效率与时间的乘积，或更准确点是效率对时间的积分。苏老师还比喻说，农民往往非常节省，不舍得浪费东西。吃饭时一块儿馒头掉到地上，粘上了鸡屎，农民可能还会捡起来吹一吹吃下去。农民会认为这样才不浪费。但是，他吃下这个粘有鸡屎的馒头后生了病，又要吃药，又要耽误出工。这就是不会算经济账。

记得苏老师当时用国民经济管理决策上的失误作为反面教材来讲宏观经济。他举例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曾经提出过要在多少年之内再搞多少个大庆。他说这个决策不是通过科学调查研究提出来的。这个决策过程是: 先由中央领导人提出设想，然后找主管石油化工的副总理和部长谈话。副总理和部长像当年打仗领任务一样，要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他们任务领回去后，再想当然地分解成计划。在讲投入产出法这个课程时，苏老师说，咱们不用投入产出法。咱们的决策方法叫“首长拍板倒推法”。

苏老师还举了很多例子，当时印象非常深刻。一个例子是说当时搞技术引进，跟外国公司签了不少成套设备的合同。人家把货发来后，船到港口才知道港口的吞吐量不够。卸货后，才发现内地运输的铁路运力不够。所有这些都没有人事先考虑和安排。他说, 由于卸货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不配套，当时有一段时间在上海港有大量货轮停在锚地不能卸货。他说当时港口压船要给船运方支付赔偿金。压了那么多的船，每天赔偿金要多少公斤的黄金。这让咱们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即使这样，船运公司还不干。这点赔偿金不够弥补人家的损失。为了早点卸船，有船长到港口给领导下跪磕头，求早日卸货。

苏老师的课给我们这些工科学生开了一扇窗。这门课跟当时的经管热相呼应，让人深切感受到不但数理化是科学，管理也是科学，管理也出效益。

木工两周

我的毕业论文课题是梯度管测定高分子材料密度的研究，指导老师是吴玉华老师。

吴老师身体非常不好。她在迟群谢静宜时代被派往江西鲤鱼州劳改农场劳动，并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由于这个原因，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常来化学馆。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吴老师领我在实验室转。她说有一台仪器（不是我做实验要用的仪器）的显示屏有点暗，白天操作特别不容易看清读数。她说，要是有人能帮她做一个罩子把仪器罩上，挡住房间里的光线，这个仪器就好用了。她问我能不能给她办这件事儿。

我上中学时当真还鼓捣过点木工。吴老师要的东西很简单。咱做不漂亮也能对付一个能用的。为了让这台仪器能派上用场，我答应给吴老师做一个仪器罩。

吴老师喜出望外。教研组的几个老师从化学馆的天棚/阁楼里翻出来他们珍藏的木料，几个人用小推车推到西边的木工房锯成能手工加工的料。回来后，他们又找来一个木工案子和木工拐把锯、刨子（这些都是高分子教研组藏的家什，不是借的），给我在四层楼梯边上找了间房，这样就可以开干了。

我的毕业论文实验就是从这个木工活开始的。

这点木工活干干停停做了一个多星期。毕道深（吴老师带我们俩）在这家具上也没少花工夫。他手艺也不错。苏立杰也经常过来兴致勃勃地干一会儿。不少其他同学偶尔路过木工房看看热闹。

我们本来设计的工艺是在所有接口位置采用锯隼凿卯再用胶粘接，还要开槽镶侧板。但是，教研组的家什不齐，做到一半时有点卡壳。吴老师不想麻烦，不想让我们为木工活耽误太多的时间。结果她决定“半途而废”，就是简化工艺，改成了钉子活。我看着把好端端的料都对付拿锤子钉上了，心里好遗憾。

这个对付做出来的罩子还是给吴老师解决了点问题。我和小毕在罩子的内侧写上了我们俩的名字。这点活不大，干得也不漂亮，但可能在清华毕业生“作品”里还是少见的。

壮工一日

临近毕业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什么像样的事儿要做。一天，王清云来找，说请几个同学帮他盖房子。

王清云打算一毕业就结婚。他的未婚妻是插队时的同学。然而，结婚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父母家的房子小，住不下。王清云的父母家在和平里南口，是单位分的一种带小院儿的平房。面对这样的困难，王清云打上了小院儿的主意。他打算在小院儿里盖一个房子作为新婚的洞房。

在叫我们来帮忙之前，王清云已经干得差不多了。砖墙已经砌好了，房薄已经上好了。门窗框也安好了。我们是一个礼拜天帮一天忙，主要的任务是在房顶上抹泥（没有洋灰），山墙收边，还有砌围墙（土坯的）。

那天我们一起来了好几个同学，有曹为民、姚力、毕道深、苏立杰和我。当然，干活的还有王清云本人。王清云还请了一位会做瓦工活的朋友当大工。

我们这几个人里，苏立杰在上学前在建筑公司干过。我猜他在建筑公司时可能也就是一个干粗活的壮工。但是，那天我们几个人相比，他就算是见过世面的老手了。所以，那天苏立杰当拿大铲的大工，剩下我们五个当和泥端灰的小工。

苏立杰不含糊，他跟王清云请来的那个瓦工哥们儿上房顶，每人把一个山墙。两人在上面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在下面也干得热火朝天。干一气儿下来，大家一边休息一边打量效果。两个人山墙收边的手艺都不赖。这说明人家苏立杰还真有两下子。不过再仔细看，有问题了。这两个大工光竞赛了，事先忘记商量收边的式样。结果，两边收的花纹不一样。王清云摇了摇头，感到有点遗憾。但是这活如果返工就会浪费时间和材料。最后，他只能遗憾地接受这个既成事实。

那天本人干得很卖力。这卖力不光是为了王清云这同学加朋友的面子，也不是为了对得起招待的两顿酒席。我是五年没干挑水和泥的粗活了，看见这些干活的家什儿手就痒痒。那天我这点壮工活干得应该比其他四个小工地道。和好的泥要用锹甩到房顶上去。一开始我跟王清云一起上泥。房顶上的瓦工跟王清云说，还是这哥们儿（指本人）卖块儿，人家一锹泥比你两锹泥还多。看来，王清云插队时一定跟社员学耍滑头学过头了，给自己干也不卖劲儿。那天干完活在王清云家喝酒，姚力夸了我两句，我特别爱听。他说我今天这两下子让他看出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不光是批邓批出来的。

这是我五年大学期间做的最后一件像样的“大事儿”。没想到这大学生活以当一天壮工的方式结束。

我猜像这样大学生给同学盖房子的事儿在北京高校里应该是不多见的。

毕业分配

一班有不少同学考上了研究生。1982年下半年最后一个学期时，上研究生的同学已经进入新的状态，该走的走了。班里剩下一半左右的人，原来的热气腾腾的气氛散失得一干二净。我当时偶尔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跟等待出院的住院病人差不多，没有多少留恋，没有太多向往，只想早点离开。

当然，那时候等待毕业的同学的心情没有我比喻的那样消极压抑。大部分等待毕业的同学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他们和我本来的想法一样，就是不想念了，想上班。

清华当时在学生分配的事情上政策比较左，至少化工系是这样。记得在毕业分配的初期阶段，学校就宣布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第一次公布的毕业生分配计划时就有吉化一个名额。我当时想，这个名额一定是为我安排的。

这种把学生派往基层、边疆的政策表面看上去是站在国家的高度制定的政策，也是为学生将来取得功名并脱颖而出而做的用心良苦的安排。对这样的原则不满的人可能要被推定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然而实践证明，当时的边疆、基层的岗位并不是国家最急需的岗位。这样的原则导致了优秀的人才的浪费。从效果上讲，这些对国家和对学生个人都是消极大于积极。

我当时做了回吉林到吉化当工程师的准备。

在公布分配方案时，周其庠老师宣布的是我到国际贸易促进会报到。这个方案在我意料之外，但也没有特别惊讶。年初吕老师曾经暗示我抓外语。我觉得有可能到外事部门工作。

毕业分配的方案让不少同学不太开心。一些同学经过努力得到了稍微改善了点的变通方案。最后同学离校时，人不多，好像有点冷清。不记得当时有大规模聚会，不记得有酣畅淋漓的痛饮。没有豪迈情怀，没有相互殷切寄语。好像是十月的时候，曹为民用他的煤油炉当主要灶具并掌勺在十二号楼的三层聚了一次餐。那次我出去到黄庄买熟食并回来和姚力打下手，全班能来的男女生都来了。那次吃饭本身很热闹，但不少人酒喝心情不再向过去那样轻松。毕业前几个同学几次醉倒。

我是1982年11月20日离校的。毕业分配阶段的记忆很平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平淡。脑海里剩下的更多的是对大学五年中美好部分的记忆。

照片：1995年部分同学聚会

自左至右：潘东晖、陶海心、本人、黄家伟、姚力、杨树林、王清云

林柏楠

林柏楠，吉林省吉林市人。入学前是吉林市郊区九站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8年3月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化工专业，1982年11月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知识产权法律工作，现为北京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专利代理人。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NAFTHAA)简介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简称联合会）（英文名称：North America Federation of Tsinghua Alumni Associations，英文缩写：NAFTHAA）于2017年9月正式成立。联合会是由北美地区各大清华校友会自愿组成的非营利、非宗教和非政治性联合团体，会员单位是北美各地区的清华校友会。联合会旨在传承母校清华大学的文化；组织与协调跨北美地区的校友活动，促进北美各校友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和帮助北美各校友组织的发展，并通过北美各校友组织，为北美校友在生活、学习、工作和职业发展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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